抗美援朝时，中央为何没考虑让刘伯承挂帅？不能考虑，也不敢考虑 1950年的冬天，朝鲜半岛，志愿军穿着单衣在雪地里趴窝，那是常有的事。彭老总虽然年纪也不小，但身体底子像铁打的一样，那是出了名的“硬骨头”。 反观刘伯承元帅呢？此时的他，已经58岁了。虽然只比毛主席大一岁，但他的身体状况，用“千疮百孔”来形容都不为过。 刘伯承有“军神”的美誉，但这名号是怎么来的？那是拿血肉换来的。他一生负伤9次，身上不仅有10多处枪伤，还嵌着好多取不出来的弹片。最要命的是他的眼睛。 1916年，丰都战役。年轻的刘伯承为了救战友，头骨被两颗子弹击穿，眼珠被打飞。当时的德国医生沃克给他做手术，为了保护脑神经，刘伯承愣是拒绝使用麻醉药。 沃克医生做完手术，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说他不是人，是块“会思考的钢板”，是真正的军神。 这次手术虽然成功，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到了建国初期，刘伯承的视力已经非常差了，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力微弱，而且脑神经受损，经常头痛欲裂。一到阴雨天或者劳累过度，旧伤复发，疼得他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朝鲜战场那是高强度的指挥作业，不分昼夜，加上极度严寒。如果把刘伯承送上去，这跟直接送他去“鬼门关”有什么区别？ 再来说说“不能”。这个“不能”，才是更深层的战略考量。 1950年的新中国，不仅面临外部的战争威胁，内部的军队建设也是一片荒原。咱们的部队，那是从山沟沟里打出来的，那是“土八路”起家。虽然打赢了国民党，但面对现代化的苏军、美军，咱们在装备、战术、合成作战的理论上，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这时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意识到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赶紧建立一所正规的军事院校，不把这些“泥腿子”将军们回炉重造，未来的仗，我们可能真的不会打了。 谁能干这事？ 只有刘伯承。 他是科班出身，精通兵法，当过红军大学校长，翻译过苏军教材，理论与实战结合得天衣无缝。早在进军大西南的时候，刘伯承就主动请缨：“这一仗打完，我就去办学校，当教书先生。” 毛主席当时听了，那是大喜过望，立马批准。 就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刘伯承正坐着火车奔赴南京，去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这是我军第一所综合性高等军事学府，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母机”。 当时的学员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军长、师长。这帮人一个个心高气傲。 而且，教员严重不足。刘伯承展现出了惊人的胸怀，他启用了大量原国民党的留用军官当教员。这下炸了锅了，学员们骂骂咧咧：“让败军之将教胜军之将，这算哪门子道理？” 刘伯承在南京那是真拼命。他每天早上5点起床，亲自审定教材，亲自给学员讲课。为了治这帮“刺头”，他立下铁规矩，不管你是什么功臣，考试不及格一律留级。他常说一句话：“治军必先治校。” 如果说彭德怀在朝鲜是“御敌于国门之外”，那刘伯承在南京就是“强军于国门之内”。 这两条战线，缺一不可。前线打得再热闹，如果后方没有源源不断的合格指挥官输送，军队就没有未来。毛主席把刘伯承按在南京，就是看准了：刘伯承这块好钢，必须用在“百年大计”的刀刃上。 还有一个很微妙的因素，就是指挥风格。 抗美援朝初期，我们要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军。那时候我们的装备差太远了，很多时候靠的就是一股气，一股“不怕死”的精神。 彭老总往那一站，全军都得抖三抖。在初期的混乱局势下，彭德怀那种“谁敢退后一步杀无赦”的铁血作风，最能迅速稳住阵脚，打出气势。 而刘伯承的风格是“儒将”，讲究庙算，讲究精密的战术布局，讲究以巧破千斤。不是说这种风格在朝鲜不行，而是在战争初期那种极度不对称、需要大量精神力量支撑的血肉磨坊里，彭德怀那种“猛打猛冲”的气质，或许更符合当时提升士气的急迫需求。 彭德怀在朝鲜打出了国威军威，把麦克阿瑟打得灰头土脸。 刘伯承在南京呕心沥血，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具备现代化作战思维的将军。 后来有人问刘伯承：“没去朝鲜，您遗憾吗？” 刘伯承笑了笑，没多解释。但他心里清楚，他在南京的一砖一瓦，也是在战斗。 这种“铺路”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刘伯承对子女的教育也是这样。他在家里立下规矩：儿女结婚后一律搬到单位宿舍住，不能沾老子的光。他对孩子们说：“爸爸给革命做了一点贡献，但那是爸爸的事。你们是干部子弟，容易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其实你们什么也没有，想要唱好戏，得靠自己有真本事。” 抗美援朝胜利后，彭德怀成了万众瞩目的英雄。而刘伯承，依旧在南京的灯下，拖着几近失明的双眼，拿着放大镜，一个个字地修改教材。到了晚年，他彻底失明了，甚至因为脑部旧伤失去了思维能力。 但他留下的，是一支开始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