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毅今天发文难过的表示，他的兄弟蔡正元被台湾地区高等法院二审宣判3年6个月，年纪大了坐牢特别辛苦，但蔡正元却要进去了。蔡正元昨天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在电话里听得出来蔡正元的伤感。 2月31日，台湾地区高等法院的二审宣判像一块石头砸进了平静的舆论池，蔡正元维持一审的3年6个月有期徒刑判决，而一同被起诉的马英九则再次被判无罪。 这个结果让邱毅发文感慨，也让更多人看清了这场缠讼7年的“三中案”背后藏着的弯弯绕绕。 事情要从二十年前说起，当时国民党面临“党政军退出媒体”的时限要求，旗下“中视”“中广”“中影”三家公司的股权急需处置，而“中影”早已是个烂摊子，不仅亏空7亿新台币，还背着30多亿的银行贷款，没人敢接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蔡正元站了出来，为了挽救国民党的财务困境，他牵头买下“中影”，自己四处筹钱填补窟窿，甚至动用了完全由自己出资的阿波罗公司进行资金调度，硬生生扛下了这笔巨额债务。 放在任何地方，这都该是“救火队员”的功劳，可到了蔡英文当政后的2017年，台北地检署突然重启侦查，而当时的检察长正是蔡英文的亲信，这场“秋后算账”的意味再明显不过。 检方起诉蔡正元的理由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声称他侵占了阿波罗公司的公款，可明眼人都知道，阿波罗公司是蔡正元的个人独资企业，股东只有他一个人，自己侵占自己的钱，这逻辑简直比绕口令还绕。 更耐人寻味的是蔡正元透露的审讯细节，检方在问讯时明里暗里递话，只要他松口说马英九授意贱卖党产，把责任推到前领导人身上，自己就能全身而退，甚至可能连起诉都撤销。 这种威逼利诱的套路，和后来柯文哲在京华城案中遭遇的如出一辙，当时检方也曾拿出所谓“不雅影片”威胁柯文哲认罪，只不过蔡正元和柯文哲一样，都没吃这一套。 蔡正元硬气地坚持价格是自己定的，马英九没有参与贱卖党产的操作，把所有压力都扛在了自己身上，可这样的忠诚换来的却是4个月的羁押和最终的重刑。 反观马英九，二审宣判后通过办公室发表声明，字里行间都是“欣慰”和“感谢司法公正”，还说希望自己是被司法追杀的最后一人。 这番表态听起来冠冕堂皇，却对为他挡了“子弹”的蔡正元只字未提，仿佛两人从未卷入同一案件。 要知道，当初“三中案”的起因就是民进党指控马英九贱卖党产，蔡正元作为实际操作人，本可以通过指证马英九换取自身轻判，可他选择了坚守底线，结果自己身陷囹圄，马英九却全身而退。 这种对比之下，“过河拆桥”的评价实在不算过分，政治圈的人情冷暖在这场判决中暴露无遗，所谓的“同志情谊”在自由面前似乎变得一文不值。 蔡正元的遭遇并非孤例，近年来台湾司法的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不少案件都带着强烈的党派色彩。 远的有周泓旭的“陆生共谍案”，台当局为了炒作“大陆渗透”，通过钓鱼执法的方式炮制案件，审讯过程中同样不乏威逼利诱，让当事人认罪，全程不公开审理的程序漏洞百出。 近的有柯文哲案，检方从2024年5月立案侦办，历经多次羁押、交保、抗告，审讯手段备受争议，案件审理拖了一年多仍无定论，明眼人都能看出背后的政治算计。 这些案件和“三中案”有着共同的特点：检方往往带着预设的结论办案，通过威逼利诱、程序瑕疵等方式寻找“突破口”，而判决结果往往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 回到“三中案”本身，国民党当年出售“三中”股权时，成交价包含50亿元新台币负债，总额超过90亿元，后续鉴价也证明交易在合理范围内，早在2014年就已以“查无不法”签结。 可民进党上台后，为了打击国民党，硬是重新翻案，将一场正常的资产处置变成了政治追杀，蔡正元作为关键人物，因为不肯配合检方“咬”马英九，就成了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他被要求佩戴电子脚镣，仅仅因为曾多次前往大陆，这种附加条件更像是一种政治报复，而非司法公正的体现。 台湾司法本应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可在“三中案”中，我们看到的却是选择性执法、威逼利诱的审讯手段，以及服务于党派斗争的判决结果。 蔡正元用自己的遭遇证明了，在被政治绑架的司法体系下，坚守底线反而会付出沉重代价，而那些懂得明哲保身甚至牺牲他人的人，却能全身而退。 马英九的沉默和庆幸，更让这场司法闹剧多了几分讽刺，当忠诚被当作傻瓜的代名词，当司法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受伤的不仅是个体，更是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信仰。 这场持续7年的诉讼，最终以蔡正元的入狱和马英九的无罪告终，可留给人们的思考远未结束，这样的“司法公正”，究竟是谁的公正，又能维护谁的利益，答案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