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长指着58岁的郑念，吼了一嗓子：“把她扔出去！” 就因为她要一张书面道歉，证明自己无罪，结果，两名看守直接把她从椅子上架起来，像拖一个麻袋，硬生生从看守所里扔到了大街上。 布鞋在粗糙的水泥地上磨破了边，她整个人撞在地上。街边的行人远远看着，没人敢上来。她没喊疼，也没哭，只是慢慢撑着地站起来，一口气拍干净了衣服上的灰，腰杆挺得像根钢筋。 这一幕，不像犯人，倒像是那个曾经的壳牌石油高管，在巡视自己的地盘。 看守们想不通，这个女人在牢里六年，到底怎么扛过来的。 手腕被手铐磨得皮开肉绽，血和肉粘在一起，她愣是没求过一句饶。她觉得，没罪的人，凭什么要摇尾乞怜。 六平米的囚室，阴暗潮湿，她却用吃剩的米饭当浆糊，把草纸一张张粘在墙上，愣是糊出了一面“白墙”。又把补丁衣服拆了，给自己做了个马桶垫圈。 她甚至在脑子里，一遍遍地背唐诗，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锻炼”手臂，自创了一套康复体操。 狱卒觉得她在搞“特殊化”，是在挑衅。但对她来说，这是最后的堡垒。世界要把你踩进泥里，你得自己把自己拔出来。 可再硬的骨头，也有软肋。 她的软肋，是女儿郑梅萍。入狱时，母女俩匆匆一别，女儿手里还攥着块绣花手帕。六年里，每次送来的冬衣都是崭新的，她心里直打鼓，一遍遍申请想知道女儿的近况，得到的回应，永远是沉默。 直到她被“扔”出监狱，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邻居在楼道里把她拉到一边，压着嗓子，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你女儿……梅萍，早没了。六年前就没了，说是从五楼跳下去的。” 一篇当年的报道里，官方结论是“自杀”。 她不信，一个字都不信。那个爱弹肖邦，性格刚烈又爱美的24岁姑娘，怎么可能自己往下跳。当她从箱底翻出女儿留下来的那个布娃娃时，她抱着娃娃，整个人瘫在地上，哭得站不起来。 从那天起，她从一个“囚犯”，变成了一个“战士”。 为了给女儿讨个公道，她四处打零工，跑断了腿，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拼凑证据。 1980年，一张纸，终于递到她手上——“错捕错判，予以平反”。距离她失去自由，过去了整整十四年。 拿到通知书，她转过身，把家里所有被查抄后归还的文物，包括丈夫最爱的一件明代瓷器，全部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然后，远走美国，再也没回头。 晚年的她，开着车去超市，专挑打折商品，但家里永远摆着一束鲜花。九十多岁，还坚持穿一身香云纱旗袍，用自己微薄的稿费设立了“梅萍基金”，资助那些和女儿一样优秀的留学生。 2009年，94岁的她在家中浴缸里突发心脏病离世。梳妆台上，还有一封没写完的信，收信地址，是上海的淮海中路。 她留下遗嘱，骨灰撒进太平洋。 因为海水，会流回上海，流到她丈夫和女儿的身边。 这世上，有些人碎了就是碎了。但有些人，就算碎成了瓷片，每一片，都还带着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