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叶剑英在调查小组的资料中，看到一个名字非常震惊，立刻提笔写信，为这人

1983年，叶剑英在调查小组的资料中，看到一个名字非常震惊，立刻提笔写信，为这人证明清白。 这个让开国元帅如此动容的名字，叫张露萍。 一个在历史尘埃里埋了38年的名字，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能让时隔多年的叶帅亲笔为她正名？ 张露萍原本不叫这个名字。 1921年她出生在四川自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里给她取名余硕卿。 从小在书院里泡大的姑娘，本该循着书香门第的轨迹安稳过一生，可17岁那年，她在成都街头看到了《新华日报》上的抗日标语，突然把书本一合，跟同学说要去延安“干一场”。 这一去，就再没回过家。 到了延安，她进了抗大。 1939年的抗大女生队里，她是最扎眼的一个。 别人练队列时她偷偷背密码本，晚上别人睡了她还在窑洞里写传单。 有次叶剑英来视察，正好撞见她带着同学唱冼星海写的《干一场》，那股子不管不顾的劲儿，让叶剑英多看了两眼，问队长：“这丫头叫什么？嗓子里跟揣了团火似的。” 一年后，组织找她谈话，问愿不愿意去重庆。 她以为是去前线，听到要化名“张露萍”潜伏进军统时，手里的搪瓷缸子差点掉地上。 半年培训里，她学化妆、学发电报，把余硕卿的名字和过去一起锁进箱子。 1940年初春，她成了军统重庆总部的“打字员”，在罗家湾那栋灰色小楼里，每天踩着高跟鞋走过特务们的办公室，没人知道这个总低着头的姑娘，衣兜里总揣着一小瓶明矾水那是密写情报的药水。 她在军统建了个7人党支部，白天给戴笠的文件归档，晚上就把剿共计划、日军轰炸预警抄在纸条上，塞进菜篮底层的萝卜坑里。 有次传递电台密码，她故意把发卡掉在联络点门口，等联络员捡走发卡，她才提着空篮子慢悠悠往回走。 那时她常想，抗大窑洞里的煤油灯，和这里的白炽灯，照的原来是同一个中国。 1941年3月，电台突然断了信号。 她知道出事了，连夜烧了所有文件，可叛徒已经供出了她的名字。 她跑到码头想坐船转移，却在跳板上被两个特务按住。 审讯室里，鞭子抽在身上时，她咬着牙没哼一声，只是盯着墙上的日历那天是她20岁生日。 在渣滓洞的四年，她教狱友认字，把情报藏在鞋底。 1945年7月14日，天还没亮，特务把她和战友们押上卡车。 路过歌乐山时，她突然唱起了《干一场》，声音哑得像破锣，却把押送的特务吓得一哆嗦。 子弹打穿胸膛时，她手里还攥着半张没写完的纸条，上面是给党组织的话：“愿以青春换中华。” 1983年叶剑英看到的资料里，张露萍的名字后面标着“叛徒”。 老人拿着钢笔的手直抖，他想起抗大窑洞里那个唱歌的姑娘，想起1940年南方局送来的情报里，总提到一个“穿蓝布旗袍的打字员”。 当天他就给调查小组写信：“38年了，该让孩子回家了。” 平反文件送到自贡那天，张露萍的侄子在老房子阁楼里翻出一个木箱，里面有双磨破的布鞋，鞋底密密麻麻全是小洞那是当年藏情报用的。 现在这双鞋就摆在张露萍烈士纪念馆的玻璃柜里，旁边放着叶剑英亲笔信的复印件，信里“为革命牺牲的好同志”几个字，被岁月浸得微微发皱。 我觉得，24岁的她或许没想过自己能被记住这么久，她只是在每个需要抉择的瞬间，都选了那条难走的路，而这条路，恰恰通向了我们今天的安稳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