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离直播只剩几分钟，央视主持人李瑞英却接到了儿子跳楼的消息，她当时整个人都懵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可镜头不等人，她强忍着快要崩溃的情绪走上主播台，当片头曲响起时，她已经变回了那个沉稳冷静的“国脸”。 1996年，新闻播报告别了录像带，进入了心惊肉跳的“直播时代”，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再来一次”的机会，一旦开口，除了把这一口气顶到底，别无他路。 而这种对“职业精确性”的极致追求，在1998年的那一瞬间，与李瑞英的母亲身份发生了最惨烈的碰撞。 当时离直播开启仅仅剩下几分钟，演播室的空气都已经绷紧了，就在这节骨眼上，家里保姆一通电话打过来，带着哭腔说孩子从楼梯摔下去了，满脸是血，情况不明。 那种恐惧对于任何一个当妈的来说，都是天塌地陷的，此时此刻，那个坐在聚光灯下的位置太特殊了。 这不是能够随意叫停的流水线，也不是能临时抓人顶包的普通岗位，直播倒计时像催命符一样读秒，那一刻甚至容不得她去权衡利弊。 她必须要把那个只想尖叫痛哭的母亲人格硬生生按下去，重新把自己“格式化”成那个冷静的主播。 她只是在电话里让保姆先打120，随后深呼吸，擦干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调整回那个标志性的表情。 那半小时里，全国观众看到的是滴水不漏的播报，没人知道镜头前那个端庄的主持人，心里正在经受着怎样的凌迟。 直到片尾曲结束，直播切断，她才瞬间崩塌，妆都没卸就疯了一样往医院跑，好在孩子后来脱离了危险，看到没事的那一刻，她才瘫坐在地上，把那一小时里压抑的眼泪全都补了回来。 这其中的煎熬，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在一个不仅代表个人、更代表国家脸面的岗位上，那种“不得不做”的无奈，远比单纯的选择题要残酷得多。 这种高压职业留下的“亏空”，不仅仅体现在那一天的惊魂时刻，更成了漫长岁月里家庭关系的常态，虽然丈夫张宇燕在家里承担了很多，成了她背后最关键的支柱，但母亲角色的缺位，孩子比谁都敏感。 儿子小时候曾天真地问她，为什么陪他玩的时候总是不开心，只有去上班才那么精神，这话听着像刀子一样扎心，因为孩子凭直觉戳穿了一个真相：她的精力都在那张主播台上耗尽了，留给家里的只剩下疲惫。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儿子在填各种表格时，只愿填爸爸的名字，孩子那句“不想靠名气，想靠实力”的解释，虽说显得懂事又争气，但细细品来，多少透着一股子想和“名嘴妈妈”这一光环划清界限的意味。 这或许也是那一辈职场女性共同的隐痛，职业上的辉煌，往往是用无数个错过的亲子瞬间换来的。 直到2014年前后，她从那个备受瞩目的位置退了下来，生活才终于还给她几分普通人的烟火气。 在那一代电视人眼里，岗位职责重于泰山，那是刻在骨子里的纪律，我们现在再回过头去评判当年的那个选择，很难单纯用“对”或“错”去下定义。 她守住了那个万众瞩目的“台”，却也差点输掉了家里那个温馨的“家”，幸好，人生并不是只有新闻联播那30分钟，剩下的漫长时间里，她终于有机会慢慢去偿还那些曾因“专业”而不得不亏欠的温柔。 信息来源：李瑞英30年央视主播之路——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