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部队提拔杨国跃当班长，他死活不当。但两年后，在老山战场上，他却抢着当

1982年，部队提拔杨国跃当班长，他死活不当。但两年后，在老山战场上，他却抢着当班长，又抢着当排长。同一个人，怎么前后差这么多？ 1982年的杨国跃，心里揣着的全是“怕”。他来自川北农村，家里三代都是庄稼人，入伍时刚满18岁，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说话还带着怯生生的乡音。军事训练里，他步枪射击能稳拿优秀，可队列指挥总出错，喊口令时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三排的战友私下里都笑他“闷葫芦”。提拔消息下来那天，他攥着连长递过来的任命书，手心里全是汗，硬是红着脸把纸推了回去：“连长，我不行！” 没人怪他怂。那时候部队处于和平建设期，班长要管训练、管思想、管生活，妥妥的“兵头将尾”。杨国跃见过老班长因为战士内务不达标被通报，见过同乡班长因为带兵方法不当跟战士起冲突，他怕自己没文化，讲不明白道理；怕自己没经验，带不好队伍；更怕万一出了岔子，对不起这身军装，对不起家里盼着他平安的爹娘。他私下找排长交心，说自己就想当个普通战士，把枪练好，到期退伍回家种地，安安稳稳过日子。排长拍着他的肩膀叹气，终究还是尊重了他的选择。 改变发生在1984年春天。老山战役的号角吹响，部队接到参战命令，营区里的氛围一下子变了。往日里的欢声笑语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磨刺刀的寒光、压子弹的脆响，还有深夜里战友们写遗书时压抑的抽泣。杨国跃把家里寄来的照片贴身藏好，照片上爹娘的笑容被他摩挲得发皱。出发前夜，他看到连部的灯亮了一夜，连长正在重新编排战斗班组，花名册上，好几个熟悉的名字后面被打上了星号——那是主动申请留守的炊事员、卫生员，一线战斗班排面临严重减员。 开进老山阵地的路上，他们遭遇了敌军的炮火袭击。杨国跃所在的三班，班长被弹片击中大腿，当场昏迷。没了主心骨，几个年轻战士慌了神，趴在战壕里不敢抬头。炮火声中，杨国跃突然想起班长平时教他的“遇事沉住气”，他咬着牙爬过去，把昏迷的班长拖到安全地带，转身对着战友们吼：“都别慌！跟着我守阵地！”那一声吼，比平时任何一次口令都响亮。 当天晚上，连队召开临时党委会，讨论增补班长。杨国跃第一个站起来：“我来当三班班长！”他的声音还有点沙哑，眼神却异常坚定。有人私下劝他，战场上当班长就是“带头送死”，可他只说了一句：“平时可以当孬种，打仗不能没人扛事！”就任班长的第二天，他带着三班执行侦察任务，在丛林里遭遇敌军小分队。他沉着指挥，利用地形优势交替掩护，不仅成功突围，还缴获了两挺轻机枪。战斗结束后，他的胳膊被树枝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鲜血浸透了军装，他却笑着说：“这点伤，比起牺牲的战友算个啥。” 没过多久，一排长在攻占无名高地的战斗中牺牲，排长位置空缺。这次，杨国跃又抢着报了名。连长看着他布满伤痕的手，问他：“现在不怕了？”他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以前怕的是担不起责任，现在怕的是没人扛责任。战友们把命交给我，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当上排长后，他更拼了。每次冲锋，他都冲在最前面；每次宿营，他都最后一个休息，挨个检查战士的装备和工事。有个刚入伍的新兵怕炮声，他就把新兵拉到自己身边，夜里给新兵讲家里的庄稼地，讲退伍后想办个养猪场，用最朴实的话缓解新兵的恐惧。 有人说，战争最能考验人性。和平时期的杨国跃，想的是个人的安稳，怕的是承担责任；可到了生死攸关的战场，他心里装的全是战友，是家国。他不是突然变得勇敢，而是在炮火中明白了，军装的重量从来都不是荣誉，而是责任。那些曾经让他退缩的“怕”，在“不能让战友白白牺牲”的信念面前，全都变成了“我必须上”的坚定。 老山战役结束后，杨国跃因作战英勇荣立二等功。退伍时，连长送他到营门口，说：“你这小子，和平时期藏着掖着，战场上却比谁都硬气。”杨国跃摸着胸前的军功章，眼圈红了：“以前不懂，总觉得安稳最重要。现在才知道，没有国的安稳，哪有家的安宁。” 如今的杨国跃早已回到农村，守着家里的几亩地，日子过得平淡而踏实。但每当村里的年轻人问起他当年的经历，他总会拿出那枚军功章，反复念叨：“做人呐，该担事的时候就得站出来。和平年代也好，危难时刻也罢，责任这两个字，从来都不能丢。” 时代在变，可“责任”二字的重量从未改变。从和平时期的退缩到战场之上的冲锋，杨国跃的转变，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从来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明明害怕，却依然选择扛起责任。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