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毛主席遇刺，刺客将木棒狠狠抡向主席后脑，蒋泽民挥臂挡住！ 大边沟青年食堂那回，本来只是毛主席同绥德一位副专员的一顿便饭。 车刚到空地，蒋泽民就看见东边挤着二三十号人，说听说主席要来，非要站着等一眼。 他想到绥德一带暗杀队、石头队、棒子队正到处活动，心里绷紧了。毛主席下车，人群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他紧贴着主席往食堂门口走。走到门槛附近，眼角一闪，盯住一个瘦青年：二十多岁，旧衬衫旧裤子，两手一直背在身后，眼神发飘。 他换个角度看去，只见那人背后拖着一根一米多长、茶杯口粗的新鲜柳木棒，末端在地上划痕。 再往前几步，人群一挤，那青年突然窜到前面，双手抡圆木棒，对着主席后脑狠砸下去。 拔枪来不及，蒋泽民右臂猛地横到半空，那一棒砸得闷响一声，右臂当场发麻，他咬牙站稳，左手死死抠住木棒一拧，再抬脚把刺客踢翻，警卫战士冲上来按住人，从兜里摸出东西塞进嘴里。 事后查明，刺客是国民党顽固派派来的，他只留下一句：“保护毛主席的安危，永远高于我的生命。” 这一臂不是白伸的。 一九一三年二月，蒋泽民生在辽宁黑山县镇安乡小蒋屯，是满族人，后来搬到四家子乡马圈子村，少年多在地里干活。一九三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东北，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自发而起，他十八岁参加抗日义勇军，在山林里打游击。 一九三五年二月进入抗联二军独立师，后改编为抗联二师四团。 六月，部队在黑龙江东宁县南老黑山一带活动，当地日军一个连军装袖口缀着红布，被百姓叫作“红袖头”，仗着长枪短枪、重机枪和迫击炮横行乡里。 团长侯国忠根据侦察定下“引蛇出洞”的伏击战，让蒋泽民夜里带一个排进村筹粮，临走叮嘱几户人家把“筹粮”的事捎到“红袖头”耳朵里。 大胡子日本连长率一百多名士兵扛着轻重机枪、驮着迫击炮冲进山沟，两侧早已埋伏好火力，一声哨响，骑马军官成片摔下马，步兵趴地，惊马驮着火器乱蹿。 “红袖头”出动一百余人，被击毙三十多，其余全部成俘虏，连长身上布满弹孔。 缴获迫击炮一门、轻重机枪各一挺、长短枪九十多支、子弹万余发、战马十多匹和不少药品军需物资，抗联装备一下丰厚起来。 蒋泽民抓了七个俘虏，缴获七支短枪，上级奖他一把匣子枪，加上腰间那支三八大盖，从此成了“双枪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作为抗联优秀干部被选送苏联，一九三六年进入东方大学，一九三八年一月学成回国，同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回国后，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当区队长，在武汉办事处当交通班班长，又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当副官。 一九三八年七月，他调重庆办事处，在周恩来身边当副官。 一九三九年二月，中央组织部电调，把他从重庆调到延安，担任毛主席保卫参谋。 一九三九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绥德警备区在各县组织暗杀队、石头队、棒子队，披着群众外衣活动。从那时起，只要随毛主席外出，他就先看地形，再看人，把眼神别扭、手势古怪的面孔记在心里，大边沟门口那一棒，是多年习惯在关键一刻顶了上来。 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一九四五年，他又奉命回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给周恩来当警卫副官。 重庆谈判期间，他担任毛主席副官，那时毛主席住在红岩，周恩来把自己身边的人抽出一批送去主席那里，很认真地交代：“你们不要管我，一定要照顾好毛主席。主席的安危，关系到党的前途和命运。” 黄河边那场硬仗，是另一种“护”。 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〇年，日本趁蒋介石集团反共发作，集结重兵，企图强渡黄河，摧毁陕甘宁边区。 保卫黄河的任务落在留守兵团肩上，总指挥是毛主席，指挥电话就设在蒋泽民住的窑洞。 毛主席命肖劲光带少量部队渡河侦察，摸清日军兵力、部署和行军路线后，提出“要麻痹敌人，把它放进来打”，不在河边硬拼，而在内线等敌深入。 日军一路平静，渐渐放松，加快行军，走到半途，后勤供应吃紧，只能放慢脚步。 前线再报情况，毛主席又下令：“占住有利地形，埋伏好，狠狠地打。”肖劲光把部队布在要害地段，趁敌疲惫、队形拉长突然发起攻击，打得敌军七零八落，战场上留下战刀、望远镜、地图、文件袋和整套作战计划。 肖劲光随即请示要不要追击，毛主席根据前期侦察判断敌人极可能是假撤，决定不追，继续占住有利地势。 日军在附近徘徊了一天，见我军不出，只好撤走，那一阵留守兵团在毛主席指挥下，在肖劲光带领下同日军打了几十仗，敌人始终没能越过黄河这道线。 抗战胜利后，他从贴身保卫转到车轮轰鸣的后方。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技术上校军衔，一九五九年授予大校军衔，先后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和朝鲜二级国旗勋章。 一九八二年八月离休，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七日在沈阳逝世，享年一百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