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校园内的石碑，上面的字是我们伟大的周总理所题，你知道这写的是啥吗？ 南开大学里，马蹄湖一圈水一圈树，湖心那块小岛最惹眼。 白色大理石碑立在那儿，约三米高、四米宽，正面镶着周恩来的金色头像，旁边六个鎏金大字：“我是爱南开的”。 字是他亲手写的，笔画不花哨，稳稳按在石头上，湖面晃动，这几笔反倒显得更踏实。 一九七九年，南开建校六十周年，这块周恩来总理纪念碑被安到马蹄湖湖心岛上，成了校园里的一个新地标。不远处，一九八九年落成的周恩来塑像笔直站着，高四点七五米，踩在大理石基座上，基座上还是那六个字。 纪念碑、塑像，再加旁边的诗文碑，一组三件，隔着水面对看，一个是头像，一个是全身像，一块是专门刻字的碑面。绕到背后，杨石先校长的手书碑文分列其上，把周恩来和南开的缘分，从少年读书到总理回访，交代清楚。 这些点位，如今被编进“南开区红色记忆精品旅游线路”，成了重温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一站。 时间往前拨到一九一三年。 那一年起，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念书，一直到一九一七年。 课堂里，他成绩扎实；课外，他拉着同学折腾“南开学校敬业乐群会”。名字温和，干的事一点都不安分：大家一起办《敬业》《校风》，写身边的风气，也写天下大势，让学生味和家国事搅在一块。 张伯苓看得明白，非但没按下去，还支持他搞南开新剧团。 排戏、演讲、谈时局，校园里多了一块新舞台。周恩来一人身兼数职：演说会副会长、国文学会干事、新剧团布景部副部长、班中干事，哪里有学生活动，哪里就能看到他的身影。 张伯苓后来多次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既是在夸读书，也是在夸这份主动挑担子的劲头。 一九一九年，周恩来越洋去日本又回到天津。 严修、张伯苓一合计，经两人批准，他作为南开大学首届学生免试入读文科，学号六十二。 那时的天津风雨欲来，南开的爱国传统一届届传下去，校园里的青年很难只把自己当做考卷上的分数，周恩来走到了更前面。 他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把各校声音拢在一张报纸上。 觉悟社也在这段时间组建，一群青年围在一起读书、议论、策划，把理想从嘴上挪到脚下，觉悟这个名字，既是要求别人，也是天天提醒自己。 一九二〇年一月，“魁发成事件”让矛盾一下子炸开。 周恩来等学生领袖组织天津各校数千名学生到直隶公署请愿，队伍排得老长，口号喊得震天。反动当局当场下手，把一批批学生抓进拘留所。 铁门一关，本以为人心就散，里面很快又聚拢起来。 周恩来带头绝食，态度摆得很明白。 同时，他和马千里、于方舟一起办起读书团，昏黄灯光下，给难友讲马克思其人其书，讲唯物史观，也讲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学说，把抽象道理说得接地气。 牢房临时变成课堂，后来整理出来，成了《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两部文字，记下天津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也记下被捕代表在狱中的抗争。 公开审理那天，周恩来当庭列举事实，把当局迫害爱国群众的招数一条条摊出来，把强加在学生头上的罪名顶回去。外面，全国舆论和天津各界不断声援，一九二〇年七月，反动当局扛不住，只好把周恩来等全体被捕代表放出牢门。 同年秋天，他拿到“范孙奖学金”，赴法勤工俭学，离开熟悉的南开校园，踏上欧洲的街道。 在那段岁月里，他在更大的天地里寻找答案，在欧洲加入中国共产党，把“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这句话当成一生的方向。 南开的几年读书生活画上句号，可这里打下的底子，已经跟着他走得很远。 延安时期，他在窑洞里接受《华北明星报》记者采访，说起自己在天津南开读中学、读大学，评价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又直白地承认，后来参加革命活动，同南开的教育影响分不开。 这几句话，把一条看不见的线接了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位从南开走出的学生已经成了共和国总理。 他先后三次回到南开视察，看教学科研，也看学生精神，语气里始终带着对母校的信任和期望，希望这里永远有敢想敢干、心里装着国家的年轻人。 时间推着往前走，马蹄湖畔的纪念碑、塑像和诗文碑慢慢成了南开人心里的一个落点。 每逢周恩来诞辰、逝世之日，还有清明时节，师生和校友会自发到碑前、像前献花鞠躬，站一会。周恩来在他们眼里，不只有“总理”这三个字，还是南开校友中最耀眼的代表，是“南开精神”的一个具体模样。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如今常被挂在教室门口、写在笔记本上。 再看一眼湖心岛上那块碑，金色的“我是爱南开的”六个字，在阳光下闪一闪，像在提醒后来者：爱一所学校，最终还是要落在对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担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