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突然让在北京的不少朝鲜女性员工回国了。最近北京不少人都纳闷，以前那些在朝鲜餐厅里穿民族服饰、能歌善舞的姑娘们，怎么一夜之间就全不见了？去问店里的人，得到的答复居然都是“集体回国结婚”，这话听着就像客套话，明摆着没人真会信。 其实这些朝鲜姑娘可不是普通的服务员，她们都是朝鲜官方经过层层选拔、专门培训后派来的，能被选中出国来中国工作，在朝鲜国内算是很体面的事，不仅要长得周正、能歌善舞，还得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确保忠诚可靠。 常去望京那家“海棠花”的张大爷最有感触，他总点一份冷面配打糕，每次都是个叫金顺的姑娘接待。姑娘汉语不算流利，但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会主动问“要不要加冰”“打糕蘸不蘸糖”。有次张大爷夸她伽倻琴弹得好，金顺脸颊泛红，小声说“在平壤学了六年”，末了还补了句“这是国家教我的本事”。可12月初再去，店里换了清一色的中国服务员，冷面的味道都变了，老板搓着手解释“姑娘们都回家办终身大事了”，张大爷撇撇嘴，“哪有整支队伍一起结婚的？唬谁呢”。 这些姑娘的“体面”背后，藏着外人看不到的束缚。她们住的是餐厅统一安排的集体宿舍，出门必须三人同行，还得提前报备行程，活动范围基本就是宿舍到餐厅的“两点一线”。有个曾在朝鲜餐厅打工的中国大姐说，从没见过姑娘们用智能手机，口袋里揣的都是只能接打电话的老旧功能机，宿舍里连网络都没有，唯一的娱乐就是集体看朝鲜频道的新闻，她们很少和中国员工闲聊，更不会透露自己的私人情况。工资方面更让人唏嘘，表面上每月能有三四千人民币，可实际到手的连零头都不到——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朝鲜外派劳工的工资大多会按比例上缴组织，有的地方比例高达六成到七成，剩下的微薄收入，姑娘们还要省着寄回平壤的家里，给弟弟妹妹交学费，给父母买些中国产的感冒药。 说她们是“服务员”，不如说更像被精心编排的“国家名片”。选拔时不仅要三代政审清白，身高得超过165公分，还得是平壤外国语大学、音乐大学这样顶尖学府的毕业生，会双语、通歌舞是基本要求。培训期长达半年，除了学服务礼仪，还要背诵大量政治条文，练习标准的微笑和问候语，甚至被教导如何应对客人的“敏感问题”。有食客好奇问她们“想不想留在中国”，姑娘们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朝鲜更好”，眼神里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犹豫——谁不想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可从被选中的那天起，她们的人生轨迹就已经被规划好了。 这场“集体消失”从来不是偶然，更不是什么“集体结婚”的戏码。按照中国人社部2024年10月发布的新规，自当年12月1日起，外国人在华就业必须持有加载工作许可信息的社保卡，同时配齐工作证、居留证和社保，三者缺一不可。而这些朝鲜姑娘大多是以“文化交流”类F字签证入境，并未取得合法工作许可，在政策收紧后自然无法继续停留。更关键的是国际层面的约束，联合国第2375号决议明确限制朝鲜海外劳务相关活动，禁止劳工向国内汇款，中方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严格执行相关制裁决议，不可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朝鲜自身来看，近年来也在调整劳务布局，派往俄罗斯的劳务人员能换取更多急需的能源与粮食资源，相比之下，餐厅服务带来的外汇收入确实不值一提。 这些姑娘就像棋盘上的棋子，被无声地挪动。有人回国后真的被安排了婚事，嫁给同为“优秀工作者”的青年；有人被分配到平壤的涉外酒店，继续做着类似的服务工作；还有人被调去了新的经济开发区，用在中国学到的技能参与国内建设。她们或许从未有过选择的权利，从踏出国门的那一刻起，就成了国家外汇创收的重要力量，成了展示国家形象的符号。 最让人唏嘘的是，她们在餐厅里为客人唱着歌颂祖国的歌谣，表演着描绘幸福生活的舞蹈，可自己却连自由支配时间、顺畅联系家人的权利都受限。那些看似灿烂的笑容里，藏着多少身不由己？那些标准的问候背后，又压抑着多少对未知的迷茫？“集体结婚”的谎言之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它根本掩盖不了这些姑娘的真实处境——她们用青春和才华给国家挣来了外汇，自己却只分到了微薄的报酬和被安排的人生。 这场突然的撤离，撕开了朝鲜海外劳务输出的神秘面纱。它让我们看到，所谓的“国家荣誉”背后，可能是个体意愿的被忽视；所谓的“体面工作”之下，可能是全方位的严格管控。这些姑娘的故事，是国际制裁下小国生存的缩影，也是特定发展模式下个体与集体关系的真实写照。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