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岸英带着人参、鹿茸、奶粉和信件回到湖南，替父亲毛泽东给外婆向振熙祝寿。一番话问下来，向振熙突然说：“你问我想要啥？我只要10万元。”毛岸英一愣：“外婆，这么多钱您干嘛用？”向振熙摆了摆手：“你爸欠我的，还不上，我不安心。” 向振熙出生于1870年湖南省平江县一个普通书香家庭，她18岁嫁给表弟杨昌济，杨昌济早年父母双亡，由家族抚养并接受教育。婚后，杨昌济留学日本，向振熙独自在家侍奉公婆，抚养子女。她处理家务，照顾老人，从不向丈夫抱怨，认为丈夫在外从事国家大事，自己需维持家庭稳定。1903年，杨昌济留学期间，儿子杨开智5岁高烧，她抱孩子走8里路求医，衣服湿透后熬药喂食，坚持不写信催促丈夫回国，只简要提及家事，继续支撑日常。杨昌济回国后，任教湖南第一师范，杨开慧为其女儿。杨开慧与毛泽东结婚，杨昌济1920年病逝，杨开慧夫妇回乡奔丧。毛泽东筹办文化书社传播新思想，资金短缺，向振熙取出丈夫丧事剩余奠仪，并走访亲友借100元旧币交给毛泽东。 文化书社成立于1920年长沙，主要销售新文化书籍，推动思想启蒙。毛泽东借此平台联络知识分子，组织学习小组，讨论社会变革。向振熙的借款成为书社启动资金的一部分，帮助购置书籍和租用场地。书社运营初期，毛泽东亲自管理账目，吸引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参与。书社销售马列主义著作，影响湖南青年投身革命。向振熙的举动源于家庭支持，她视女婿事业为国家前途，不求回报。1930年，杨开慧在长沙牺牲，向振熙护送外孙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从长沙到武汉，再转上海交给地下组织。此后，向振熙在板仓过清贫日子，与外界断联。她耕作田地，纺纱织布维持生计，坚持自力更生，直至1949年长沙解放。她拒绝改变生活方式，继续住在老屋。 1950年，毛岸英受毛泽东委托，从北京南下湖南，携带人参、鹿茸、奶粉和亲笔信。抵达板仓后，他取出礼物，递上信件，向振熙阅读后询问愿望。她提出要10万元，解释是毛泽东欠债。这笔债源于1920年文化书社借款的100元旧币。毛岸英计算旧币与新币比例，确认10万元对应那笔债。他准备钱款交给向振熙，她点数后放入抽屉。向振熙强调借钱需还，尤其毛泽东曾表示会记住此事。这件事反映出向振熙对信义的坚持，她一生注重承诺，不愿留遗憾。毛岸英完成此事后，返回北京报告。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得知向振熙健在，寄信和皮袄，此后定期寄生活费。1951年，毛岸青回乡探望，向振熙收到物品，继续纺纱织布，拒绝额外帮助。毛泽东多次邀请她去北京，她婉拒，称住不惯大城市，不愿添麻烦。她保持独立，操持菜园，日常劳作。毛岸英在朝鲜牺牲，杨家人瞒着向振熙，她偶尔问起，家人称在外工作。她身体渐衰，但坚持劳作。1962年，向振熙92岁去世，一生节俭，身边最贵重物品是杨开慧留下的银锁。毛泽东寄500元奠仪，对杨家后人说可与杨开慧合葬，两家如一家。 向振熙的一生体现了普通女性在革命背景下的担当，她的支持虽小，却影响深远。文化书社的成立，推动了湖南新文化运动，培养一批革命者。毛泽东在书社期间，结识罗章龙、萧三等人，组织俄文学习班，翻译苏联著作。这段经历奠定他思想基础，向振熙的借款成为关键一环。她护送外孙的举动，确保了毛泽东后代安全，继续革命事业。她的清贫生活，显示出对原则的坚守，不依赖他人。毛泽东的定期关照，体现了家族纽带在政治中的延续。 这个事件揭示了革命家庭的内部动态，债务虽小，却跨越时代。向振熙索要10万元，不是物质需求，而是对旧债的清算。这反映出她对诚信的重视，在那个年代，100元旧币相当于普通家庭数月开销。她借钱时走访亲友，体现出为女婿事业的付出。文化书社运营两年，销售书籍上万册，盈利后毛泽东用于其他活动。向振熙从未催债，直至1950年才提及，显示出她的耐心。毛岸英的处理，完成了这一历史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