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7岁的三毛要离开乌鲁木齐的时候，死死抱住年近80的王洛宾，哭着说“我不要别人，我只要你一个！”这句带着哭腔的告白，后来成了文学圈和音乐圈多年未解的谜题。 一个是写尽撒哈拉浪漫的女作家，一个是唱遍西部风沙的老艺术家，29岁的年龄鸿沟里，到底藏着怎样的情感纠葛。 三毛当初决定去见王洛宾，心里大概是装着一幅画的。 想象中的西部歌王，该是银须飘飘却眼神明亮，抱着吉他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时，连沙漠都会开出花来。 可真站在乌鲁木齐那间简朴的屋子里，她看到的却是满脸皱纹、手指粗糙的老人，袖口磨出毛边，说话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 这种落差，本来想写进随笔里调侃几句，但后来发现自己根本笑不出来。 王洛宾那会儿刚过77岁生日，经历过两次牢狱之灾，加起来在牢里待了快二十年。 50年代蹲监狱时，他在废纸上写民歌，60年代被打成“反革命”，照样哼着调子编歌词。 三毛后来在日记里写，就是这些带着伤痕的故事，让她觉得这个老人“比任何白马王子都动人”。 她主动提出要写他的传记，朋友劝她这活儿耗心血，她却说“写他就像写另一个自己，在苦水里泡过还能开花的人”。 三毛的热情来得像戈壁滩的夏天，突然就热得烫人。 从台湾飞到新疆，说是帮出版社送稿费，其实箱子里装着给王洛宾织的毛衣。 她想住到老人家里，被婉拒后就包下隔壁房间，每天端着亲手熬的粥过去，说是“顺便整理民歌素材”。 那些日子里，她写了二十多封信，字里行间全是直白的爱慕，“年龄是数字，灵魂才是秤”这样的话，把助手都看得脸红。 王洛宾不是不动心，只是被岁月磨出的谨慎早成了本能。 他第一任妻子在战乱里走散，第二任病逝在病床，两个儿子也没活过成年。 三毛那些炽热的告白，在他听来更像“易碎的瓷器”。 有次三毛拉着他的手说“我们一起去看撒哈拉”，老人沉默半天，只轻轻抽回手说“我走不动远路了”。 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不是不爱，是怕自己这把老骨头，给不了她要的未来。 1990年秋天，三毛带着一身疲惫回了台湾。 没过多久，她寄来一封信，说自己订婚了，对方是个稳重的商人。 王洛宾拿着信纸在书桌前坐了整夜，台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截枯木。 助手说那天凌晨，听见老人在哼新调子，带着哭腔。 谁也没想到，四十多天后，消息传来，三毛在医院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洛宾终究还是写了那首《等待》。 1991年的春天，他坐在录音棚里，78岁的声音有些颤抖，“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又等待，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又徘徊”。 这首歌后来成了他晚年最常唱的曲子，每次唱到结尾，都会停顿几秒。 有人问他在等什么，老人笑笑说“等一个回不来的人”。 这段感情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场错位的悲剧。 三毛带着荷西离世后的空洞，想在王洛宾的沧桑里找寄托；而王洛宾背负着半生苦难，早已习惯用沉默守护平静。 年龄差不是鸿沟，只是两颗同样孤独的灵魂，终究没能在岁月里找到同一个频率。 如今再听《等待》，风沙里好像还能听见那句没说完的告白，和那个没能等到的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