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毛主席的地位已很高了！这张照片故事告诉我们，毛主席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九死一生为了天下劳苦大众。 十月人民公社那张老照片里，院坝不大，人挤得满。 有人扛着锄头，袖子卷到胳膊肘。 毛主席站在人堆中间，没有台子，也没有椅子，身子微微前倾，像在听一位社员说话。 那时，他已经是新中国的领袖，名字上报纸，声音传到偏僻山沟，可在这一圈人中，神情更像一个认得门路的“老乡”。 这种站法，是多年养成的路数。早年在韶山、湘潭、长沙，他见多了农人一年到头忙，口袋里揣不住几个铜板，家里一人生病，全家犯愁。 他慢慢明白，这不是命不济，而是“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于是立下要用一生替受苦人翻身的决心，把革命的事扛到底。 一九三六年同斯诺谈中国共产党时，他直截了当：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必须做全民族的代言人，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不能替俄国人讲话，也不能替什么国际来指挥中国。这支队伍只能站在老百姓这一边，不能当谁的代理人。 战火连年，一路挺到一九六一年，人已经坐在北京，他同蒙哥马利闲谈，对方问“什么时候才看到黎明”。毛主席回：“一开始就看到了。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 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在他眼里，院坝里的这圈农民，就是那条路上的同行人。 理想如果只停在嘴上，很快就会被人忘。 一九三四年，在江西瑞金做报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几个字写在黑板上，讲的却是土地、劳动，还细到柴米油盐：妇女要不要学犁耙，谁来教；孩子要读书，小学办起来没有；对面木桥太窄，人多了会不会踩空，要不要修宽一点；乡亲们生疮害病，有没有法子医治。 毛主席叮嘱，把这些问题写进议事日程，讨论、决定、执行都要跟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人民服务”得落在制度上。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一份报告，原话是“一切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毛主席加了几个字，变成“一切从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出发”。这几笔下去，提醒干部不能只讲将来，还得看眼下锅里有没有米、兜里有没有钱。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审阅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 草案规定，国家收购肥猪，每头要给养猪农民留肉十到十五斤。 他在后面添上一句：“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几斤猪肉、几斤猪油，在文件里只是数字，在农家灶台上却是锅里一年能不能多几次油花。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在安徽听汇报，得知当地农民一年人均只有二十元，当场说：“二十元太少了，除粮食外，每人有五十元、六十元就好了，将来要搞到一百元。” 在怎么对待劳动者这一条上，他的劲头更硬。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讲了一条“基本原则”：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 同年同地方领导谈话，他又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 “如果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不满意国家政权，不满意共产党，那怎么能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 对亲属，他把门关得紧紧的。 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他给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发电报：“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 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同一天，又给杨开智发电报，劝他在湖南听省委安排，“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不要使政府为难”。能不能来北京“谋个差事”，这两封电报已经说得明白。 对干部，他的要求一样刻得很严。 一九四五年在延安窑洞里谈治乱兴衰时，他提到“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一九五六年，他提醒全党防着官僚主义长毛，别养出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一九五七年，他要干部下去参加劳动，“不劳动，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就不信任你，不和你讲真话”。 一九六〇年三月，在北方视察时，说起贪污，他把一千元、两千元的大贪污分子叫作“老虎”，主张法办，光撤职远远不够。接着又告诫地方和部队的高级干部：“我们这些人原来不是老百姓吗？要当群众代表，不要脱离他们，贪污、盖大礼堂就脱离他们。靠老百姓就有出路。” 这些话散在不同年份、不同场合，串在一起看，照片里那句“站在人民之中，不是站在人民之上”就有分量。那天院坝里阳光刺眼，社员把他围在中间，孩子在土路上跑。 快门按下的那一刻，毛主席微微偏着头，神情专注，像在把一位农民的话收进耳朵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