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一位妻子举报了自己的丈夫，最终导致丈夫悬梁自缢。这位丈夫就是当年举世闻名的导演顾而已。 那个年代的风声总是很紧，空气里飘着的都是纸灰味。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院子里，大字报一层盖一层，浆糊的酸馊气久久不散。顾而已蹲在墙角刷马桶的时候，大概还会想起几年前拍《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情景，镜头里的蝶翼那么薄，灯光师小心翼翼调整着角度，生怕那点脆弱的反光消失。如今他自己的命，比那些道具蝶翼还脆。 他妻子去揭发的那天，厨房的煤炉子上还煨着一锅山药排骨汤。举报材料写得工工整整，三页纸，按着手指印。内容无非是些“资产阶级审美”“封建余毒”之类的套话，可每句话都能要命。邻居后来回忆，那女人交完材料回来，继续坐在窗边织毛衣，竹针碰出细密的哒哒声，像秒针在走。 顾而已被带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没人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是窗台上那盆半枯的茉莉，也许是妻子手里的毛线团。批斗会上，有人让他解释电影里为什么总有才子佳人，他弓着背，汗水顺着花白的鬓角往下滴。他说不出话，只是反复折叠手里那顶皱巴巴的高帽子。 那个年代的举报信像秋天的梧桐叶，飘得满街都是。但妻子的举报终究是不同的，它穿透皮肤，直接扎进心脏最柔软的腔室里。半夜里，顾而已或许还在等，等一双熟悉的手推开房门，低声说“材料我撤回来了”。等来的是更深的沉默，沉默变成绳子，挂在牛棚的横梁上。 有人后来在废纸堆里翻到顾而已的笔记簿，上面写着一段戏的构思：“春日游园，小姐的团扇掉进水里，书生去捞，捞起一扇破碎的月亮。”这段戏永远拍不成了。那些年破碎的何止是月亮，多少人的命就像那扇面上的绢帛，浸了水，轻轻一扯就烂在掌心。 我们总爱说“时代悲剧”这个词，说得太轻巧了。时代不会拿绳子，不会写举报信，不会在深夜背过身去假装睡着。时代只是提供了背景布，真正涂抹色彩的，还是具体的人，具体的手。恐惧能让手指变形，让最熟悉的笔迹写出最陌生的句子。当政治运动像潮水般涌来时，很多人不是被淹死的，是被水里裹挟的碎石，被身边人惊慌中胡乱挥舞的手臂，撞得头破血流。 顾而已的摄影机停了，胶片盒散在仓库里慢慢发霉。那些他拍过的春光、水袖、眉眼传情，突然都成了罪证。艺术原本是抵抗遗忘的方式，可在某些时刻，记得太清楚本身就成了罪名。他的死像一个仓促的句号，划在没写完的剧本上。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