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知青张援朝去看望干妹妹陈春玲，谁知，陈春玲红着脸说：“我这病，你娶我就好了！”张援朝父亲听说后，板着脸说：“娶了她，你还能返城吗！” 几年前，返城的通知下来那天，张援朝正蹲在陈家院子里劈柴。信是公社干部送来的，牛皮纸信封，上面是父亲熟悉的字迹。张援朝一看就知道，事情成了。 第二天一早，张援朝换了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去陈家道别。 陈家老两口正在灶台前忙活，见他站在门口，陈婶子还笑着招呼：“援朝，吃了没？锅里还热着馍呢。” 张援朝心里一紧，喉咙发涩，站直了身子，低声说道：“叔，婶子，我……要回北京了。”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陈叔把手里的烟袋放下，半天没说话。陈婶子愣了一下，随即叹了口气：“也是，该回去了，哪能一辈子窝在这山沟沟里。” 张援朝郑重地鞠了一躬：“这几年，多亏你们照顾我。我回北京安定下来，一定给你们写信。” 陈叔摆摆手，语气却重了几分：“在外头，好好做人。别忘了这块地。” 临走前的那个晚上，院子里月光很亮。陈春玲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一本旧课本。她低着头，声音很轻：“哥，你……还回来吗？” 张援朝一愣。 “你不是说，还要教我学习，考大学吗？”她抬起头，眼圈微红，却倔强地不肯掉泪。 张援朝心里一阵酸。他知道，这几年，他教她识字、算数，冬天在煤油灯下讲北京的故事，对她来说，已经不是一句“哥”那么简单。 他沉默了一会儿，低声道：“春玲，我爸妈身体不好，我得回去照顾。你……好好照顾自己。我有时间，就来看你。” 陈春玲没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月光下，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 1972年，北京。 张援朝回城后，被安排进一家小工厂当学徒，住在筒子楼里，日子紧巴巴，却总算有了落脚的地方。母亲常年咳嗽，父亲腿脚不好，他白天上班，晚上照顾家里，忙得脚不沾地。 那天，他在单位门口收到一封信。信封很薄，字却写得很慢、很认真。 是陈春玲。 信里说，最近总觉得身子不舒服，心口发闷，夜里睡不着，家里人催她嫁人，她不想，想见他一面。 张援朝攥着信，站在风里半天没动。 几天后，他还是买了张硬座票，回了农村。 陈春玲比几年前瘦了些，脸色发白。两人坐在院子里，张援朝皱着眉问：“你这是咋了？哪儿不舒服？要不我带你去北京看看？” 陈春玲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脸慢慢红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抬头，小声说：“我这病……你娶我就好了。” 张援朝愣住了。 原来，这几年，村里给她说了好几门亲事，不是年纪大，就是家里条件差。她一概不应，家里人急了，话说得越来越重。她心里只有一个人，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援朝哥，我不图别的。”她声音发颤，“我就想跟你过日子。” 张援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回到北京，他把事情告诉了父亲。 父亲听完，脸立刻沉了下来，把茶杯重重往桌上一放：“娶了她，你还能返城吗？你现在刚站住脚，想再回农村？” 张援朝抬头，看着父亲：“那我就先留在农村。” 屋里一下子静得只剩下钟表的走针声。 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小声说：“援朝啊，日子不是光靠情分过的。” 张援朝没再说话。他心里清楚，这一步迈出去，可能再也回不了北京。但他也清楚，有些人，一旦错过，就是一辈子。 没过几天，张援朝就下定了决心。 他把事情跟父母摊开来说了一次。父亲沉默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只说了一句：“路是你自己选的，别后悔。” 母亲叹着气，却还是把压在箱底多年的一床红被面翻了出来。就这样，张援朝带着父母，拎着简单的礼品，又一次踏上了回农村的路。 结婚后，两人没有急着要孩子。白天干活，晚上就在煤油灯下学习。张援朝把当年留下的课本重新翻出来，给陈春玲补初中、高中的内容。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整个村子都沸腾了。有人劝他们：“成了家的人了，还折腾啥？”张援朝却对春玲说：“试试吧，不试，一辈子都不甘心。” 几个月后，录取通知书先后寄到村里。张援朝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陈春玲也被省城师范学院录取。 那天晚上，两人坐在院子里，月光洒了一地。陈春玲哽咽着说：“援朝哥，咱真考上了。” 张援朝点点头，轻声说：“路，总算走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