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李克农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台湾省的电报，电报只有四个字——老郑变节，李克农看完之后脸色惨白，悲痛地表示：我们输了一场隐蔽的战争…… 1950年4月的北京，后半夜还带着春寒，李克农办公室的灯亮得刺眼。一份从台湾加急送来的电报，他捏在手里反复摩挲，就四个字——“老郑变节”。 纸短，却重如千钧。这位经历过顾顺章叛变大风浪、被誉为“龙潭三杰”之一的隐蔽战线统帅，此刻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他太清楚“变节”两个字在斗争残酷的台湾岛意味着什么。那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堕落，更预示着一条乃至整个情报网络的崩塌，是无数战友生命的倒计时。 “老郑”，这个代号背后的人叫蔡孝乾，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台湾彰化人，青年时代就追求进步，后来到了大陆，成了唯一一位参加过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籍干部。抗战时期，他还担任过八路军敌工部部长。 正因为这样特殊的资历和台湾本土背景，1946年他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秘密潜回台湾，担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岛内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 起初几年，工作颇有起色。到他被捕前，台湾地下党组织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然而，这位经历过长征艰苦考验的老革命，却在台湾都市的霓虹下逐渐迷失了方向。他生活日渐奢靡，挥霍组织经费，甚至个人道德也出了问题，与小姨子同居。这种与隐蔽工作纪律完全相悖的高调行事，很快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抓捕他的，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务谷正文。此人原是我党干部，被捕后叛变，成了心狠手辣的反共专家。1950年1月，蔡孝乾在台北泉州街的藏身处第一次被捕。 这个老地下工作者竟然玩起了心眼，在一次外出指认联络点的途中，借机钻巷子逃脱了。可他逃了却没远遁，反而继续带着“妹妹”（实为其小姨子）在台北活动，很快又被特务盯上，于二月再次落网。 这一次，他没能再逃脱。谷正文看人很毒，他发现这位“老郑”对物质享受有着强烈的渴望，于是攻心为上，不上刑具，反而好酒好菜伺候，大谈“荣华富贵”。短短一周，蔡孝乾的防线就彻底崩溃。他不仅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职务，更可怕的是，他选择“戴罪立功”，将台湾省工委的组织名单、人员联络方式、活动地点等核心机密和盘托出。 一场灾难就此降临。特务们拿着这份名单，像梳子一样篦过全岛。从1950年2月到5月，整个台湾岛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有超过一千八百名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被捕，其中约一千一百人英勇就义。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最令人痛心的损失，是“密使一号”吴石将军的暴露。吴石当时是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是我党打入敌人核心层的战略情报员。他提供的情报，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舟山群岛、金门的海防部署、各战略登陆点资料等，极具价值，甚至曾直送毛泽东案头。 蔡孝乾叛变后，立刻供出了吴石。1950年3月，吴石将军被捕，一同被捕的还有与他并肩作战的陈宝仓中将、聂曦上校，以及负责传递情报的女交通员朱枫。 朱枫同志的经历尤为壮烈。她在得知危险后本已设法撤到舟山，却因蔡孝乾供出其藏身地点而被捕。狱中，她曾吞金自尽，以明心志，虽被救回却毫不屈服。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四位英雄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他们的牺牲，震动了海峡两岸。 这就是为什么李克农接到电报时，会感到那样彻骨的悲痛和无力。他领导的隐蔽战线，曾无数次力挽狂澜，保护了党中央。但这一次，远在海峡对岸，他鞭长莫及，只能眼睁睁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 他说的“输了一场隐蔽的战争”，并非指最终的胜负，而是指在1950年春天那个特定时刻、在台湾那个特定战场上，我们因叛徒的出卖而遭受了惨重到无法挽回的局部挫折。 这场背叛的影响是深渊般的。它不仅使上千志士血洒宝岛，更让当时正在紧锣密鼓筹备的解放台湾大业，失去了最关键的内应和信息来源。历史的天平，或许就在那一刻发生了微妙的偏移。 然而，黑暗从未能让信念彻底熄灭。就在吴石等人牺牲后，仍有英雄义无反顾地潜入龙潭。例如湖北籍的徐会之将军，在1950年3月吴石被捕后，临危受命，以“总统府中将参军”身份赴台继续执行任务，一年后他也血洒马场町，英勇就义。 他们的名字，和吴石、朱枫等846位已知烈士一起，被镌刻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花岗岩墙上。墙上还有许多空白，静静地等待着那些或许永远无法知晓姓名的忠魂。 李克农上将一生寡言，但心中的波澜从未平息。直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他脸上也没有笑容，他常说，这荣誉属于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更有资格获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中关于蔡孝乾叛变及吴石等烈士事迹的史实，综合参考自《科技日报》旗下媒体报道《潜伏台湾的大陆特工》及“澎湃新闻”《吴石舍命传递了哪些情报？又是如何被捕遇害的？》等权威信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