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教授有一次谈起和日本人交流对汉字的看法，问日本人会不会像韩国、越南一样，放弃汉字，采取拼音字母时，日本人的回答是：“坚决不会”。他们已经把汉字当成自己的文字了，汉字已经构成了日本文化的脊梁骨，他们已经无法摆脱汉字了。 这个斩钉截铁的回答背后，藏着汉字在日本千余年的扎根历程，也折射出东亚文字演变中截然不同的选择。 汉字传入日本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 1 世纪的弥生时代，考古学家在当时的墓葬中发现了带有汉字铭文的铜镜和货币，而真正系统性的传播则始于公元 5 世纪，随着佛教经朝鲜半岛传入的汉籍，让汉字成为日本社会上层的必修内容。 当时日本尚无自己的文字，《隋书》中明确记载倭国 “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汉字的到来不仅填补了书写空白，更带来了完整的文化体系。 从《古事记》使用的 1600 个汉字，到《万叶集》收录的 2600 个汉字，汉字逐渐从外来符号转变为日本文化的载体，后来更衍生出平假名和片假名，形成 “汉字 + 假名” 的独特书写系统。 但同样曾以汉字为官方文字的韩国和越南，却走出了不同的道路。 韩国在 1446 年就创制了 “训民正音” 这套表音文字，却因士大夫阶层对汉文化的推崇，直到近代仍以汉字为正统。 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国国力衰落和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汉字地位逐渐下滑，1948 年韩国政府规定公文全部使用表音字，1968 年更是全面禁止中小学教材使用汉字，导致 一代人出现 “汉字断层”。 越南则在法国殖民时期，被强制推广拉丁化的 “国语字”，1945 年独立后正式废除汉字，原本承载千年历史的汉字和喃字，逐渐成为只有学者才能解读的古籍符号。 这两个国家的选择，既有民族主义觉醒的因素，也有殖民历史的影响，更有简化文字、普及教育的现实需求。 日本没有走上同样的道路，首先源于汉字早已完成的本土化改造。 经过千年演变，日语中的汉字不仅有模仿中文读音的 “音读”，更有贴合日本本土语言的 “训读”，同一个 “山” 字，既可以读 “サン”（san）呼应中文发音，也可以读 “ヤマ”（yama）契合日语本义。 日本还创造了百余个 “和制汉字”，比如 “働”“峠” 等，这些汉字完全为表达日语概念而生，早已脱离了外来文字的属性。 1946 年日本曾推行 “当用汉字” 政策，试图限制汉字使用范围，甚至有过拼音化的讨论，但实践中发现，没有汉字的日语会陷入严重的表意混乱。 日语中大量同音异义词，比如 “かみ” 既可以指 “纸”“神”，也可以指 “头发”，唯有依靠汉字才能明确区分，这也是为什么 1981 年日本政府会放宽限制，公布 1945 个 “常用汉字”，2010 年更扩充到 2136 个。 汉字在日本的不可替代性，更体现在文化传承的深层维度。 日本的古典文献、书法艺术、传统礼仪，都建立在汉字基础之上。 小学教育中，1006 个 “教育汉字” 被纳入必修内容，从一年级的 80 字到六年级的 181 字，汉字学习贯穿整个基础教育阶段。 街头巷尾的招牌、书籍报刊的标题、影视作品的字幕，汉字都是绝对主角，甚至日本的年号也始终沿用汉字，比如 “令和” 二字就出自《万叶集》。 对日本人而言，汉字早已不是异域文化的象征，而是融入日常的文化基因，就像茶道中的禅意、和服上的纹样，成为民族身份的重要标识。 即便如今日语中外来语占比已接近三分之一，片假名被广泛用于标注英语词汇，但核心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仍依赖汉字表意，形成 “表音假名 + 表意汉字” 的互补体系。 对比韩越后来的汉字 “回流” 现象，更能看出日本选择的合理性。 韩国自 2005 年起恢复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中的汉字标记，中学教育也重新加入汉字课程，因为缺乏汉字基础，不仅导致古籍解读困难，更在法律文书、历史研究中频繁出现歧义。 越南近年来也有学者呼吁恢复汉字教育，担忧年轻一代因无法读懂汉字古籍，导致传统文化断档。 而日本始终坚守的汉字体系，既保留了文化传承的连续性，又通过 “常用汉字” 的规范实现了书写简化，平衡了传统与现代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