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一位女红军在牧民家中诞下一子。当马家军搜捕时，她正给孩子喂奶，危急关头，邻居皮匠堵住柴门，低声喊道：“别喂了，和我成亲！”女红军含泪将孩子递给大嫂后，披上了红盖头。 那年冬天，祁连山脚积雪封山，风刮得人睁不开眼。杨文局披着从炕席下翻出来的头巾，装作新媳妇被皮匠领进屋里。 皮匠是回族人，憨厚木讷，说不出几句整话，却知道红军为穷人分粮挑水，从心底敬着这帮“正道的人”。 屋外的马蹄踏得人心发紧，几个马家军士兵踹门进来。皮匠手攥着补马具的锥子，神色慌张但眼神坚定，“刚娶的媳妇，身子虚，别吓着她。” 杨文局低着头，脚还淌着血，怕的是乳汁沾湿衣襟被看出端倪。士兵转了一圈，踢翻一口锅，吐了口痰骂了句“晦气”，转头走了。 杨文局当时已是西路军总供给部保管科长，丈夫郑义斋是供给部长。就在几天前，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郑义斋带着部队经费被马家军围困在祁连山下，激战之后牺牲，尸体没能带回来。 杨文局挺着身孕在冰雪里藏了四天三夜，等牧民大嫂将她塞进柴房时，她已经说不出话来。 杨文局没告诉任何人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皮匠家里当了十二年“哑巴媳妇”。她白天学做皮具，锥子扎得满手血泡；夜里偷偷给儿子郑民喂奶，每次都小心不让皮匠家的亲戚听见动静。 孩子三岁起，大嫂就隔三岔五抱去村外放羊，躲避巡逻兵。 1940年，杨文局试图逃去兰州寻找八路军办事处，却在村口被皮匠拦住。他没说狠话，只一边抹着脸上的土一边说：“你走，我怕你回不来。孩子怎么办？” 杨文局站了整整一个晚上，最终没跨出那一步。 西路军的溃败在当时被许多人认为是失败，可事实却远不止于此。那一年，董振堂、李卓然等几千红军被困高台，战斗到最后一刻，弹尽粮绝，壮烈牺牲。 而活下来的少数人，要么转入地下隐蔽战线，要么如杨文局这样，隐姓埋名，在人民中扎根。 回族皮匠不是孤例。在张掖，当地一位叫张老汉的农民，为救伤员，把红军藏在山窝棚里，亲自上山采药。 伤好后送干粮，让其南下延安。 而在榆林窟，道士郭元亨几次夜里悄悄送马给红军，被捕后受刑不吐一字。这些人，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却分得清什么是好人。 有人说，西路军失败了。可要是失败了，怎么还有人能在十二年不露声色的忍耐中活下来？怎么有那么多不识字的老百姓冒着命救人？ 他们要守住的，从来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种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