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莱的财政紧缩核心是削减开支、精简机构、终结赤字货币化，短期实现通胀骤降、财政盈余。但伴随民生冲击、社会阵痛 。以下是核心政策与效果的精简解读。 机构与人员：部委从18个减至9个，裁撤超5.5万名公职人员（约占联邦公职15%），冻结招聘 。 支出大砍：停新公共工程、取消未开工项目；砍掉能源/交通补贴；削减养老金与公务员工资；暂停省级财政转移支付 。 财政与货币：终止央行向财政发货币；比索一次性贬值超50%（官方汇率至800比索兑1美元）；临时调进出口税，推动税制简化 。 - 结构改革：推进国企私有化，放松市场管制，废除价格与贸易限制 。 米莱财政紧缩短期压通胀、扭赤字，但民生剧痛、社会撕裂，且政策受政治与外部约束，几乎不可在其他国家复制，仅对极端经济危机有有限参考价值 。 政治掣肘：执政党在国会少数，私有化、福利削减等核心改革推进受阻，2025年中期选举后影响力提升但仍需与反对派博弈 。 社会维稳压力：紧缩导致民生受损，民调支持率下滑，工会与民众抗议不断，政策调整空间受限。 增长与就业难题：财政与货币双紧缩抑制内需，产业空心化风险上升，如何在财政平衡下重启增长、创造就业是关键挑战。 外部风险：比索被高估消耗外储，债务压力犹存，依赖外部援助易受附加条件牵制。 政策可持续性：国企私有化、税制简化等结构改革推进缓慢，短期紧缩成果恐难转化为长期增长动力。 别国的不可复制其政策，阿根廷深陷恶性通胀、财政崩溃、外汇储备枯竭的极端危机，米莱的“休克疗法”是针对极端情况的“猛药”，米莱以“反建制”民粹动员获得支持，可推行“电锯式”削减福利与机构，多数民主国家难以承受如此社会代价与政治反噬 。南美长期高福利、强政府干预传统，米莱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政策在其他地区（如东亚、欧洲）缺乏社会基础，且与主流治理理念冲突 。 非极端情形下，其“削减非必要开支、财政纪律法定化”等经验可局部借鉴，但需配套民生缓冲与增长政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