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上将刘峙以治病为名，带着三姨太黄佩芬及四个子女来到香港。刘峙敛取了不少的钱财，因此在香港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在一段时间内过得可谓是逍遥自在。 1949年10月的广州码头，刘峙登上太古轮船的那一刻，手里握着的不只是船票，更是一张精心准备的退出方案。 对外的说辞是去港岛养肺，但三姨太黄佩芬和四个孩子全数带上，那只装满金条和现钞的皮箱才是真相。广州中央银行的存折上，数字后面跟着六个零，这是他给自己留的最后退路。 抵达香港后，九龙塘的独栋洋房成了新据点。房东是潮州生意人，收下半年租金时笑得见牙不见眼，转身就跟伙计说这些从战场下来的人兜里都是硬通货。 那段时光的消费清单读起来像另一个世界。中环陆羽茶楼的下午，虾饺烧卖叫了一桌，吃不完照样打包，面子比胃口重要。夜幕降临后，半岛酒店的舞池和香槟成了固定节目，给侍应生的小费都要卷成特定形状才递出去，生怕别人看不出阔绰。 可流出去的钱不会自己长回来。更糟的是，这份招摇引来了麻烦。旧部下嗅到味道后成群结队上门，嘴上说是探望长官，实际是伸手要钱，甚至带着威胁的意味。本地帮派也盯上了这块肥肉，觉得该分一杯羹。 刘峙在战场上的胆量本就有限，面对这种局面更是手足无措。1950年，他做了个激进决定：清空香港资产，举家南下印尼。 这条路走得相当狼狈。经停新加坡时遭遇劫掠，地头蛇把行李翻了个遍，拿走了不少值钱物件。等落脚雅加达时，手头的本钱已经大幅缩水。 为了彻底切断过往，他给自己换了个名字叫刘中兴，在茂物市安顿下来。试图靠倒腾土特产维持生计，结果证明他既不懂行情也看不清人心，合伙人把剩余本金蚕食得干干净净。 昔日统帅千军万马的上将，如今要靠三姨太在华侨小学教国文那点薪水撑起全家开销。他系上围裙做起了家务，这笔人生投入的亏损率已经见底。 戏剧性的转折出现在黄佩芬生病那天。学校急需代课老师，她让刘峙顶上。他起初抗拒，最后还是被现实逼进了教室。 没想到这一上台，倒找到了新的价值支点。他不照本宣科，而是在黑板上徒手勾勒山川形势，把那些惨烈战事转化成地理课的生动素材。学生听得入神，校长都跑来旁听，连连称赞。从代课到转正，他教国文、地理、算术，安稳踏实，这大概是后半生回报率最高的一份营生。 但平静没能持续太久。1953年，印尼华文报纸刊登了一则不实消息，说他到处搞反共宣传。这话传到台北，蒋介石坐不住了，派人送来最后通牒：要么回台湾，要么承担后果。 1954年，刘峙买下飞往台北的机票，清空了在南洋的最后一点存货。见到蒋介石的那天，他跪在地上，那是对所有烂账的最终清算。拐杖扬起来，终究没有落下，换来的是一个毫无实权的战略顾问头衔。 名为顾问，实为圈养。台中寓所的小院里，他种花念经，彻底退出了那场大棋局。1971年病逝时，这本跌宕起伏的账簿终于合上了最后一页。 参考信息：刘峙. (1966). 我的回忆 [M]. 台中：台湾商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