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亲自下令处决的几只“大老虎” 说起那些被点名处理的“大老虎”，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意外。 因为倒在枪口前的，不少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同志：有的在井冈山上翻过山岭，有的在苏区管着重要财政，有的在新中国刚立起来时手握地方实权。按情分算，哪个都不算外人，可偏偏就是他们，被毛主席划到了生死这条线外头。 早些年，中央苏区忙着打造苏维埃政权，土地、财政、军队一项项都要重建。 可就在这个关键当口，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间，苏区爆发了一场声势不小的反腐运动，专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那时的人心都是紧的，因为谁手上干不干净，查起来不过几天功夫。 谢步升就是在那股风里被揪出来的。 这个出身穷苦、做事大胆的干部，很多老同志原本挺看好。结果朱秀秀递了一份举报，说他欺男霸女，还做出谋财害命的事。裁判部的人悄悄下去查，两天时间，材料堆得能压弯桌脚。 何叔衡看着这些证据，一面惋惜，一面知道这事不能拖。 他把情况报给邓小平，邓一句“速战速决”，话不多却分量足。等材料送到毛主席那儿，毛主席只强调一点：腐败不打，苏维埃旗帜举不住，共产党在老百姓那里迟早要散。谢步升成了党史上第一个因贪腐被枪决的人，很多干部那天心里都咯噔一下，明白有些线真是碰不得。 苏区的账翻到了另一页。 一九三三年夏天，中央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举报信，说瑞金县苏维埃那边浪费严重，还怕有更深的坑。 按程序讲，匿名信本该被压下去，可何叔衡反倒觉得事大，因为越不敢署名，说明越危险。 于是调查组一批批派下去，有的住到老乡家里，一边喝稀粥，一边听风声。查到最后，发现浪费只是表面，财政部门里已经烂掉不少地方。 十二月二十八日，毛主席主持会议听取汇报，当场决定：唐达仁判极刑；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警告一次。 隔年一月四日，《红色中华报》把唐达仁三十四条贪污细节一一登出：挪用余款，侵吞公债、谷票，变卖公家物件，还把地主罚款往自己兜里揣，总额两千多元。 那会儿两千多元相当于不少农户几辈子都攒不下来的钱。这种事摆到老百姓面前，不砍，队伍里就有人觉得贪点算啥。蓝文勋明知下属贪污却装作没看见，被认定为放纵犯罪，也难逃处分。 比唐达仁更扎眼的，是左祥云。 他负责的“全苏大会工程处”，担子不轻，要修大礼堂、烈士纪念塔，还得建检阅台和多个纪念建筑。中央筋疲力尽地凑出十万元物资，结果有人举报说他和管永才勾结贪污，还逼群众拆房砍树，一边贪钱，一边吃喝。 查出来的内容包括贪污两百四十六元七角，勾结反动分子，甚至偷公章准备跑。到了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八日，左祥云被枪决，这件事让不少干部明白，级别再高、工程再大，只要沾上这种事，照样走到刑场。 这些案件还只是苏区这一头。 在延安，也有人跌进了这条沟。平型关大捷之后，按理说是一片振奋，可边区却冒出一桩让人脸上挂不住的事：黄克功逼婚杀人。 他是井冈山时期跟着革命队伍打出来的“红小鬼”，身上留着多处战伤，长征时担任警卫团团长，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都由他守着。可就是这么个人，在感情上失了分寸，一时冲动拔枪杀人。 案子传开，国内外一些报纸趁机抹黑边区政府，黄克功自己还以为凭资格和功劳能逃过一劫，给毛主席写信认罪、求宽恕。 罗瑞卿把情况和群众意见一并上报，毛主席听完语气极硬：“这样的人不杀，还算共产党吗。”窑洞里，毛主席读黄克功的信眼圈湿了，可等到公审大会，还是让雷经天把回信念给全场的人听。老红军站在台下心里发酸，也明白一个道理：谁的命都是命，哪怕流过血、立过功，杀了无辜，也得偿命。 肖玉璧的故事，也落在延安那边。 他早年从红军走出来，当过区主席、贸易局副局长、税务分局局长。本该守着几份清爽的账，却拿着权力贪污克扣三千零五十元，还带着钱和税票跑路，被认定为叛变。 毛主席不绕弯，说这事和黄克功一样，完全支持法院处罚。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解放日报》刊文点名，称肖玉璧是为了升官发财抛弃革命，并提醒边区贪污案件已经占到全部案件的百分之五以上，问题不容小觑。 新中国成立以后，枪声没有停。 全国正在支援抗美援朝，各地搞增产节约，可干部队伍里还是有人挡不住诱惑。 一九五一年秋，中央发布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决定，把话说得直白：城市解放两三年来，大案不断，七届二中全会关于“资产阶级腐蚀危险”的警告完全命中。 就在这股风声里，河北和天津传来两个名字——刘青山、张子善。 毛主席在十一月三十日亲笔批示，称二人为“大贪污犯”，肯定处理方针，提醒各级党委必须把干部腐蚀问题当成一场硬仗。 这些事情拉成一条线，会发现毛主席的态度一向不绕弯。 贫苦出身不是护身符，战功累累不等于可以贪上一笔，哪怕一起扛过枪，犯了红线也得上法庭。 老百姓看得最明白：旗子要立得稳，不靠喊口号，靠的是谁敢把伸向公家那只手剁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