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的进程中，毛主席与一些利益集团产生了冲突。这些集团主要是包括这两类人：一类

在革命的进程中，毛主席与一些利益集团产生了冲突。这些集团主要是包括这两类人：一类是曾经的战友，他们在建国后追求特权，成为了官僚主义者；另一类是习惯于依附权贵的老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类学者。面对这两种情况，主席表现出了强烈的批评态度。 一九四二年的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外面是日本的“扫荡”，里面是蒋介石搞“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皖南事变压在心上。就在这么紧的关口，毛主席站在窑洞里，没有先讲战场，而是把目光收回到党内，说要“整顿党的作风”。 他点出三股歪风。 学风上有主观主义，党风上有宗派主义，文风上有党八股。像“写作问题”，落到政治上就是大问题。主观主义里，有读书人抱着马列著作当护身符，只会背不会用，有老干部端着一肚子经验，又不肯上升到理论。两种人都只看自己那一块，缺了对全局的把握。 宗派主义更棘手。 有人只认小圈子，只认“自己人”，嘴上讲顾全大局，手上却紧紧抓着本部门、本地区的权力资源。 刘少奇说那种“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的人，就是这个路数。调人不放人，调物不舍得，名义上是“为工作考虑”，实际上把党的事业当成自己的地盘。久而久之就有“利益集团”的味道。 毛主席举张国焘作极端反面例子，把个人摆在党之上，闹独立性，最后叛党做特务。 提醒党校学员，民主集中制不是挂在嘴上的，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这几条是真硬杠杆。 谁拿贡献说事，拿资格谈条件，早晚会栽在“个人第一”上。 另一头，是知识分子的问题。 中国文化不发达，读书人本来就少，党早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就定下要大量吸收，只要革命、肯抗日，一律欢迎。 既需要他们的本领，也不能顶礼膜拜。 毛主席说，有些所谓知识分子，大摆知识架子，看不起工农干部，以为多读了几本书，就握住了真理钥匙。 可真要他们到根据地、到乡村跑一圈，就会发现连最基本的情况都搞不清楚。 他把“真知识分子”的标准抬在那儿。 知识分子不能只停在书本的感性接受上，要通过调查、研究，把零碎印象提升到理性认识，要懂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怎样运转，而不是只会搬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句子。 没有自己的分析，没有对中国实际的琢磨，就算把经典背得滚瓜烂熟，也称不上理论家。 工农干部这边，问题又反过来。 不少老红军、老游击队实战经验多，可文化差一些，理论学不深。 毛主席并没有偏袒哪一边，而是说两路人得补课。有书本的人往实际里走，去做调查、做研究；有经验的人往理论上爬，慢慢学哲学、学政治经济学。 两头接上，才能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才能不被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牵着鼻子走。 在他眼里，这些思想毛病容易变成现实里利益纠葛。 书本学得死，又不肯下去做调查，很容易拿理论说事，吓唬工农干部，压住不同意见；有经验的人又习惯用过去的老一套衡量一切，把自己的办法当成金科玉律。 时间一长，谁靠近谁就有好处，谁唱反调谁就被排挤，一个看不见的圈子就这么形成了。 毛主席说，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目的不是把谁打死，而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错误要讲透，根子要刨清，对人要有耐心。像医生看病，阑尾炎到了非开刀不行，那就开刀，可医生的念头是要把人救回来，而不是在病人身上出气。 这种态度，既给犯过错的同志留了路，也给全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定了调子。 时间往后推，党的十八大以后，作风问题被提到前台。 提出要来一场“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二〇一四年三月，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后来一系列专题教育、学习教育接连展开，从两学一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党史学习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到党纪学习教育和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学习教育。 通过这些，把纪律和规矩刻在心里，把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拴得更紧。 站在今天回头看延安那一间土窑洞，毛主席当年念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并不是空洞的词，而是揪住了干部队伍里容易滋生的小算盘、小圈子、小傲气。 在那盏油灯下，人也疲惫，说到“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的时候，窑洞里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