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倒了后，不少八旗格格没了收入，只能去八大胡同做皮肉生意，但她们会强调自己是“正黄旗”或“镶黄旗”的，客人觉得沾了皇气，愿意多给钱。 这事儿看着荒唐，背后全是时代碾压下的无奈。清朝两百多年，八旗子弟早被“铁杆庄稼”养废了。旗人不用种地、不用做工，生下来就有朝廷发的俸禄，男的靠世袭爵位吃饷，女的哪怕是旁支格格，也能凭着旗籍领月钱。 正黄旗、镶黄旗作为“上三旗”，更是高人一等，连嫁娶都要挑同旗的权贵。可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宣统皇帝退位，所谓的“皇恩”戛然而止，俸禄断了，田产被充公，这些从小养尊处优的格格们，瞬间成了无依无靠的孤魂。 我曾在民国时期的档案里见过一个叫完颜淑敏的正黄旗女子，她的经历最是典型。她祖父是道光年间的镶蓝旗都统，父亲承袭了骑都尉的爵位，家里在北京城有三进的四合院，光仆人就有二十多个。 淑敏从小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连穿衣都要丫鬟伺候，唯一的“技能”就是跟着母亲学旗装刺绣、唱几段昆曲。 1912年，家里的俸禄停发，父亲想变卖祖宅，却发现早就被债主抵押了——以前仗着旗人身份，父亲总爱赊账消费，如今没人买账，债主堵着门要债。不到半年，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当了，母亲急得咳血，弟弟才十岁，连稀粥都喝不上。 淑敏试过找活计，可她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去大户人家当丫鬟，连扫地都扫不干净，被管家赶了出来；想学织布，手指被针扎得满是伤口，根本织不成完整的布。 走投无路时，同院的一个远房表姐找到了她，表姐也是旗人，早就去了八大胡同，劝她“姑且将就，先混口饭吃”。淑敏一开始死也不肯，她从小被教导“旗人身份尊贵，不能与市井小民为伍”，可看着病床上的母亲和饿哭的弟弟，她最终咬着牙点了头。 八大胡同里的旗人格格，大多和淑敏一样。她们不会像其他妓女那样搔首弄姿，说话时还带着旗人特有的京腔，坐姿站姿都残留着以前的礼仪，哪怕穿得简陋，也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气质。更关键的是，她们会刻意强调自己的旗籍，有的甚至会拿出家里留存的旧玉佩、发簪当凭证。 那些来寻欢的客人，要么是暴发户，要么是想猎奇的官僚，觉得睡“格格”是件脸上有光的事，仿佛沾了点皇气就能抬高自己的身份。有老鸨后来回忆，同样的服务，旗人格格能比普通妓女多赚三成价钱，生意好的时候，客人还要排队预约。 可这“皇气”背后，全是锥心的屈辱。淑敏每次接客前，都会偷偷躲在厢房里哭，用胭脂盖住眼角的泪痕。有一次，一个客人非要让她穿着家里留下的旗装陪酒，还逼着她喊“奴才叩见主子”，她忍无可忍泼了客人一身酒，被老鸨狠狠扇了耳光，罚了三天不许吃饭。 她也想过逃跑，可一想到母亲的医药费和弟弟的学费，又只能硬扛。民国十五年，淑敏染上了肺痨，临死前把攒下的一点钱托人寄给弟弟，只留下一句话：“别再提旗人身份，好好学门手艺活下去。” 这种畸形的现象，本质是时代剧变下的悲剧。八旗制度造就了一批只会寄生的特权阶层，他们享受了两百年的红利，却从未学会独立生存。 清朝覆灭后，他们既放不下所谓的“尊贵”，又没有谋生的本事，只能用仅剩的旗籍做最后一笔交易。而那些愿意花高价的客人，追捧的从来不是“格格”本身，而是对皇权的猎奇和虚幻的身份认同，这种追捧本身就是对尊严的践踏。 历史从来不会留情，特权阶层的风光终会随着制度的崩塌而消散。这些八旗格格的遭遇，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对“不劳而获”的警醒。 没有谁能靠身份吃一辈子饭，真正的体面，从来不是来自所谓的“皇气”或特权，而是自食其力的底气。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