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冬，两立三等功的阎连科没能提干，拿着117元退伍费和50斤粮票给家人买了二斤糖果和驻地特产登上了返乡的列车。这时，一辆军用吉普冲上站台，一名军人连声喊“阎连科在哪？” 火车站的寒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似的。 阎连科提着简单的行李，兜里揣着那叠得整整齐齐的117块钱退伍费和50斤全国粮票，心里空落落的。当兵几年，第一年就当上副班长，第二年入了党，功劳苦劳都没少，可眼看着提干的希望就这么没了。 部队有规定，那时候战士不能直接提干，早晚都得走。老家田湖镇耙耧山的村支书捎信来，说回去能给安排个村干部的活儿。路好像就这么定了，农村的孩子，转了一圈，终究还是农村的命。给爹娘买了点糖果和驻地特产，也算没白出来一场。 站台上挤满了人，广播里放着车次信息。 阎连科找到自己的车厢门，正准备迈腿上去，心里还琢磨着，爹娘见了这糖该是什么表情。就在这当口，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刺破嘈杂！ 所有人循声望去，只见一辆草绿色的军用吉普车，竟然风风火火地直接开上了站台，一个急刹停住。车门“砰”地打开，跳下来的，正是他所在团的团长。团长一脸急切，扯开嗓子就喊：“阎连科！阎连科在哪里？” 这阵仗把站台上的人都吓了一跳，人们左顾右盼，也跟着七嘴八舌地喊起这个名字。阎连科心里“咯噔”一下，脑子有点懵，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忐忑不安地朝团长走去。他哪里想得到，自己正走向一个命运的岔路口。 团长一把拉住他，气息还没喘匀就说开了。 原来，就在不久前，总政治部的首长看了一场原武汉军区的文艺演出，非常满意。当得知很多节目都是战士业余创作演出的，首长更高兴了，当即指示：部队精简整编，但优秀的文化骨干要设法留下来。这个精神一级级传达下来，整个武汉军区也就三十来个珍贵指标，摊到阎连科所在的师，就只有一个。 这个指标，怎么就落到了已经打包好行李的阎连科头上？ 不是没缘由的。别看他平时训练能吃苦，还是“神枪手”，立过功。但他更出名的是另一手：能写。在部队里，他不仅给广播站、报纸写新闻报道，还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小说。他写的歌词有人唱，创作的独幕话剧还在军区拿过奖。领导们一合计，这个“秀才兵”不就是现成的文化骨干吗？这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指标，非他莫属。 团长把前因后果讲完，盯着他问：“情况就这么个情况，你啥意见？” 照理说，天上掉下个大馅饼，该高兴得跳起来才对。可阎连科当时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愣在那儿，木木讷讷半天，嘴里也没说出一句整话，一只手不自觉地揪着自己耳朵，另一只手还捏着那张回家的火车票，眼神里满是不舍。好像这张小小的车票，此刻有千斤重。 团长看他这副模样，给气笑了，照他肩膀捶了一下：“好了好了，瞧你这没出息的样！给你放十天假，回家跟爹娘好好商量商量。心里可得有个主见，别犯迷糊！” 揣着这颗“定心丸”与“烦恼根”，阎连科又回到了嵩县田湖镇的家。 消息传开，全家人的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可一说到要重返部队，母亲第一个抹起了眼泪。 老人家拉着儿子的手：“咱哪儿也不去了，就在家吧。你爹身体不好，咱一家人团团圆圆在一起，比啥都强。”父亲坐在一旁，闷头抽着旱烟袋，一声接一声地咳嗽，迟迟拿不定主意。 关键时候，在县城邮电局工作的哥哥阎发科，连夜走了三十多里山路赶回村里。 他一进门，听了情况就急了：“你们咋都这么糊涂哩！这是多好的机会，是让连科进步的大好事！说啥也得让他去。 家里的事，有我这个当哥的哩！”哥哥的话，斩钉截铁。阎连科心里清楚，哥哥一向如此，像座山一样挡在他前面。几年前大姐住院需要输血，哥哥就坚决不让他抽，宁可自己多抽点。 家人的支持给了他力量，但现实还有个难题：钱。 117块钱退伍费，回家给爹娘买点东西，已经花得差不多了。部队要求退回这笔钱，才能办理重新入伍的手续。家里一咬牙，把养着准备过年宰杀贴补家用的猪提前卖了，哥哥又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凑了一部分，这才勉强凑齐。 怀揣着东拼西凑的钱和全家人的期望，阎连科重返军营。 这次留下，不仅仅是穿上了军装，更是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截然不同人生的大门。他后来得以系统学习，最终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从此走上专业文学创作的道路。 他的笔下，流淌出《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等一部部震动文坛的作品，拿下了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多个重磅奖项，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作家。 回过头看1981年那个冬日站台，吉普车的急刹声，仿佛是他命运齿轮开始加速转动的鸣笛。 一次偶然的政策机遇，一个基于他平日默默积累的正确选择，一个平凡家庭在关键时刻做出的深明大义的决定，共同扭转了这个农村青年的人生航向。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肩上就是一座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核心史实及细节参考自《洛阳日报》对阎连科本人早年经历的专访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