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机枪手卿伯金正在放哨，突然听到了稻田中奇怪的水声，他小心地摸过去一看，结果吓了一大跳：“天哪，怎么有这么多鬼子？” 卿伯金没有喊叫。卿伯金把身子压得更低，先把耳朵贴近水面听了一会儿，水声不是一两个人踩出来的，是一片人蹚水才会有的密响。 卿伯金心里很清楚，夜里这种动静，多半不是巡逻队，是冲着阵地来的。卿伯金往回退时，右手一直按着机枪背带，怕金属磕到工事边缘出声。 卿伯金是四川广安人，1937年刚满21岁。卿伯金不是那种从小练武的人，在家乡时做的是种水稻、编竹筐这类活计。 卿伯金报名参军的缘由不复杂：日军空袭把川东不少地方搅得不安宁，许多乡里传来的消息都带着炸弹、火光和逃难。卿伯金带着家里攒下的银元就走了，卿伯金没有跟父母说透，怕父母拦。 像卿伯金这样的年轻人，在抗战初期并不少见，四川后来成为重要兵源地，大批川军被动员出川参战，这个大势在1937年就已形成。 稻田里那一片黑影越来越近。卿伯金辨认到钢盔的反光时，脑子里闪过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卿伯金的部队刚经历过大仗撤下来，补充的弹药和人员都不可能充裕。 川军出川时普遍装备条件并不好，这是当时各路部队里相当普遍的难处，很多人后来把川军称作“草鞋兵”，并不是取笑，而是讲实情：行军、给养、被装都紧，能用的就先用上。 卿伯金退回掩体后，没有立刻扣扳机。卿伯金先摸了摸腰间的信号弹，又把机枪的供弹检查了一遍。机枪不是卿伯金最早拿的那支，而是战友在前一轮战斗里倒下后留下的。 卿伯金知道这玩意儿的分量：机枪手要做的不是逞能，而是让阵地“醒过来”。班长在训练里反复说过，夜里如果让敌人摸到侧翼，阵地里睡着的人连把枪端起来的机会都没有。卿伯金想到这里，手心出了汗，但卿伯金没有擦。 擦汗会慢一秒，慢一秒就可能让敌人再靠近十几步。 卿伯金把视线从稻田移到更远处的黑线，那是通往阵地侧翼的必经路。卿伯金在心里把选择又过了一遍：不开火，敌人可能直接绕进来；开火，会把自己暴露在第一轮火力里。 卿伯金不是不怕死，卿伯金怕的是死得没意义。卿伯金胸前还挂着竹制水壶，里面装过家里带来的米酒，出发时家里人常说“壮胆用”。 可卿伯金那晚没有动酒壶，卿伯金知道酒精会让手发抖，机枪手的手指抖一下，子弹就散了。 卿伯金最终把信号弹拉响。红光冲上去的时候，稻田里那片人影明显一乱。卿伯金没有等敌人回神，卿伯金把枪口压在最密处，点射、再点射。 枪声一响，敌人的回击几乎立刻就来了，子弹打在工事边缘，泥土往下掉。卿伯金不去数对方有多少人，卿伯金只盯着稻田的缺口，盯着敌人会不会趁混乱继续往里钻。 卿伯金知道，只要信号弹被友军看见，阵地就不会一直睡着。 说到这里，其实还没到最关键的地方。 因为真正决定这场夜袭走向的，不只是卿伯金这几梭子子弹，而是背后更大的战场结构：1937年之后，川军持续出川，被分派到不同战区，承担守城、阻击、填线的任务。 1937年9月，成都曾举行过欢送川军出川的大会，这是地方社会动员的一个缩影，说明“出川抗战”并非少数人的冲动，而是当时四川社会普遍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