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4军军长邱维达被俘，钟期光拿着战俘名单，看到他的名字后，愣了一下，笑道：“别送战俘营了，安排去军校当教员吧。” “邱维达？这名字眼熟。” 钟期光低着头翻战俘名单，眼神一顿，接着笑了笑，对身边人说，“这个人，别送战俘营了，安排去军校。” 这不是客气话，也不是简单的“照顾熟人”，1949年1月，淮海战役打到尾声，战场硝烟还没散干净，被俘的官兵一个接一个。 钟期光坐镇后方，负责处理这批战俘，他不是第一次看名单，但这次，看到邱维达的名字时，他多看了两眼。 邱维达是个什么人？他不是普通军官，是第七十四军的军长，黄埔四期出身，打过不少硬仗，抗日的时候也确实有成绩。 华东野战军能打赢这一仗，不代表就看不起对手，反而更清楚谁是真本事，谁是混日子的。 钟期光不是随便做决定的人，他当年当兵也不是靠关系，打出来的职位，知道什么样的人能用，什么样的人该管，他很清楚，像邱维达这样的人，如果放进战俘营，除了浪费，没别的用。 “这人有真功夫，别荒废了。”他说这话时，语气轻，但态度不含糊。 当时部队缺啥？缺能带兵的人，打完仗，马上要建正规军，要搞军事教育，要让士兵变军人、战士变军官，但那年头，解放军里会打仗的不少，会教打仗的不多，得有人把战场经验讲出来，讲得明白，讲得让人信。 战俘营是改造人的地方，不是用人的地方，钟期光脑子转得快，他知道，这时候不能只看过去是敌是友，还得看往后能不能干事，只要不反对新政权，愿意出力，就有用武之地。 于是，邱维达没被押往战俘营，反而被送进军校，从“被俘的人”变成“教书的人”。 刚到学校那会儿，邱维达不多话，他知道自己身份敏感，也知道这份安排来得不容易，别人可能觉得他运气好，可他心里清楚，这不是侥幸，是别人还认他这点能耐。 他第一节课讲的是防御战怎么打，他不讲大道理，从实战讲起：怎么布阵，怎么调兵，什么时候该守，什么时候该撤，他讲得不急，一条一条地说，像是把脑子里的东西一口气倒出来。 下面坐着的学员，有的刚从前线下来，还有的没打过几次仗，他们一开始心里嘀咕：这不是国民党军官吗？他能讲出啥新鲜的？ 可听了不到十分钟，没人再说话了，邱维达讲的不是书上的战法，是他自己在战场上拼出来的经验，每一个判断、每一个动作，都是拿命换回来的，他讲完一节课，下面的本子都记得满满的。 “他讲得太细了，连敌人怎么走路都分析出来。”一个学员课后悄悄说，这就是差距。 邱维达不装，也不怕人知道他以前是国民党的，他说得很明白：“我那时候是站错了队，但仗我是认认真真打的，真本事我没藏。” 他讲课不是照本宣科，是把以前的错拿出来当教材，他说自己在长沙会战打得怎么样，哪里判断错了，吃了亏，他不是在为自己辩解，是在告诉这些年轻军官：打仗不是光靠勇气，得靠脑子。 钟期光后来去听了一次课，回来后只说了一句话：“这个人，能带出一批像样的军官。” 再后来，邱维达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讲合同战术，他讲课时，语速不快，也不摆架子，他知道自己是从战俘变过来的，也知道这身份一辈子洗不掉，但他更清楚，能做点实事，比什么都强。 很多人后来才知道，那个曾经在淮海战场被俘的74军军长，没有在战犯营里度日，而是在讲台上继续发光，他没有再穿军装，也没有再拿权，但他用另一种方式，把军人的价值留了下来。 这不是“投降”的故事，也不是“改过”的故事，这是一个实打实的决定：用得上，就用；能干事，就给机会。 在那个年代，不是每个被俘的军官都有这样的安排，大多数人是先改造，后安排，甚至终身都留在管理所，但邱维达这个例子，说明了另一种可能：只要有用，就能被重新接纳。 当然，这不是谁都能做到，你得有东西拿得出手，得有本事让人服气，光靠嘴说没用，得靠行动证明。 邱维达晚年去了香港，一直很低调，他不谈过去，不讲功劳，也不刻意回避，他知道，自己这一生跌宕起伏，但有几个关键点，决定了他没被历史抛下。 1949年那一仗，他输了，但他没彻底输，他输了阵地，没输人，钟期光那天拍板决定时，没有红头文件，也没有会议讨论，他只是看了一眼名字，一句话，改了一个人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