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程序员高广辉在2025年11月29日（周六）的猝死，撕开了数字时代劳动关系异化的残酷裂口。这位视源股份部门经理的工作日志显示，猝死前一周每日下班时间均超过21点，周末仍需处理4项紧急任务，抢救期间被拉入工作群、离世8小时后仍收到工作消息的细节，成为“隐形加班”文化最沉痛的注脚。 这起悲剧折射出三重矛盾：一是劳动法框架与数字劳动现实的脱节。尽管三部门明确“线上加班应支付报酬”，但3000元底薪与24小时待岗的畸形组合，暴露了薪酬体系对脑力劳动价值的漠视。二是技术工具的反噬效应。远程办公软件将工作场景无限延伸，30-34岁城市劳动者周均工时达47.48小时，而微软研究显示远程工作者日均超12小时“在线待命”，形成“数字监工”困局。三是健康管理的形式化。视源股份虽构建“心理服务金字塔”，但员工加班至深夜的常态与“健康企业”标签形成刺眼反差，印证了企业关怀在资本逻辑前的失语。 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广辉的悲剧并非孤例。国家心血管病中心数据显示我国每年54.4万例心源性猝死，而互联网行业38.7%从业者每日加班，40.1%需下班后处理工作。当“奋斗”异化为对生命时间的无度透支，当“家文化”沦为压榨话术，这起事件已超越个体悲剧，成为拷问数字文明伦理的时代命题——我们终究需要回答：技术应当解放人，还是将人异化为永不离线的算法零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