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延安卷烟厂快垮了。工资发不出，几十万箱烟堵在仓库里卖不掉，整个厂子死气沉沉。 把时钟拨回1994年，那时候的延安卷烟厂简直就是个烂摊子，账本上红得没法看。 厂房设备虽然都还在，几百号工人也大眼瞪小眼地等着干活，可关键是发不出工资啊。 仓库里堆着几十万箱做好的香烟，像堵墙一样把路都堵死了，根本卖不动，这些本来应该换成钱的商品，反倒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厂里的领导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求爷爷告奶奶，银行那边早就把贷款口子扎紧了，上级也没余粮，市场更是不买账。 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把电话打到了云南玉溪，想找那个在烟草行当里呼风唤雨的“烟王”——褚时健碰碰运气。 那时候褚时健正忙着红塔集团的一大摊子事儿，忙得脚不沾地。可一听电话那头是延安厂在求救，他二话没说，就回了三个字：“等着我”。 很多人以为这就是句场面话，谁知道第二天褚时健真就动身了。那个年代交通不便，从云南到延安，路途那是相当折腾。 褚时健带着自家的技术大拿和销售干将，硬是在绿皮火车的硬座上熬了二十多个小时。下车的时候，一行人累得眼圈发黑，但褚时健是个急脾气，连口水都没顾上喝，出了站就直奔厂里的仓库。 到了仓库，大铁门一拉开，一股霉味扑鼻而来。 这哪是烟草香啊，分明是东西放太久受潮变质了。纸箱子软塌塌地堆在那儿，边角都长毛了。 褚时健蹲下去，随手拆了一箱，掏出一根烟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又用手搓了搓烟丝。旁边陪同的厂领导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挨骂。 褚时健没理他们，转身拦住一个正搬货的工人，特别接地气地问：“老哥，跟你打听个事，这烟你们自己抽不？”那工人也是个实诚人，苦笑着说：“抽是抽，但这烟味道太冲，又干又辣，抽完嗓子眼疼。外头也没人买，价格比杂牌贵，质量比名牌差，这就尴尬了。” 几句大白话，把延安厂的病根全给抖落出来了。 当天下午开会，会议室里的气氛压抑得能拧出水来。褚时健也没藏着掖着，指着桌上的样品烟就开始“把脉”：你们这问题不是出在工人身上，也不是设备不行，是脑筋没转过弯来。 陕北人口味重是没错，爱喝烈酒，但你们把烟做得这么干辣，这是把顾客往外推。再看这包装，土得掉渣，像是十几年前的库存，摆在柜台上谁乐意多看一眼？定价更是离谱，高不成低不就的，想走高端没牌面，走低端又舍不得降价，结果两头不讨好。 厂里的干部们听得脸红一阵白一阵，这些毛病他们心里也清楚，可手里没钱、没技术、没销路，知道也没招啊。这时候，褚时健喝了口茶，抛出了定心丸：“钱的事我来想办法，技术人员我留下来手把手教，销路走我的网，但前提是你们得听指挥。” 红塔集团当时那是行业里的“带头大哥”，褚时健这一张嘴，等于把最金贵的资源直接送到了延安厂门口。他带来的技术团队一头扎进车间，对烟丝配方进行了大手术。 原来的陕北烟丝太烈，他们就往里掺云南的优质烤烟，中和了那股子暴躁劲儿，抽起来口感醇厚还不呛嗓子，带点回甘。 包装也给彻底改了，把那些花里胡哨的图案全撤了，换成白底红字印上延安宝塔山，看着既简洁又硬气。这么一通改下来，成本直接降了三成，省下来的全是利润。 不过最绝的一招，还是渠道。褚时健把延安卷烟塞进了红塔山的销售网络。那时候红塔的渠道遍布全国，经销商多如牛毛。褚时健放话了：运红塔山的货车顺带捎上延安的烟，铺到西南的烟酒店、西北的小卖部。他还定了个规矩：先铺货，卖出去再结账，卖不掉拉回来算我的。 在90年代，这种“先尝后买”的做法简直是破天荒，但经销商们信褚时健这块金字招牌，都愿意试一试。 结果显而易见，没过两个月，仓库里那座压了大半年的“死山”就被搬空了。现金流转起来了，工人那被拖欠许久的工资发到了手里，生产线重新轰隆隆转了起来。到了1995年，延安卷烟厂不仅活过来了，还借着活动的东风重新杀回了市场。 这场教科书式的救援，没搞什么虚头巴脑的资本运作，全是实打实的硬功夫：改良产品、死抠成本、打通渠道。后来有人问褚时健，为啥要费劲巴力救一个跟自己没关系的厂子。 他说得很实在：“都是做烟的，看着厂子垮了工人没饭吃，心里难受。做实业的，不能见死不救。” 如今回头看，1994年的这次出手，没有复杂的并购，也没有花哨的概念。褚时健用最朴素的商业逻辑——东西好、价格对、路子通，就把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从泥潭里硬拽了出来。那句“等着我”，最终变成了几百个家庭稳当的饭碗。 这种在绝境中杀出血路的执行力，比任何理论都来得震撼人心。延安卷烟厂的那笔烂账翻篇了，但褚时健这个名字，却深深印在了那段历史里。 主要信源：（界面新闻——属牛的褚时健，传奇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