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江西瑞金的会场里灯火摇晃，空气里有煤油味。 毛主席在《我们的经济政策》里把话摁得很重：财政支出得按节省的方针来办，贪污是极大的犯罪，浪费同样是极大的犯罪，别把它当小毛病糊弄过去。 为人民服务和贪污浪费，像水火两家，硬凑只会把人烫伤。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他写《必须学会作经济工作》，又叮嘱一句：任何地方都得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晋绥干部会议上，他干脆把“采取办法”四个字端上桌：要坚决反对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节约得落到手上，不能只停在嘴上。 新中国成立后，接见外宾的事多了，典礼局讲究形式、喜欢排场。 几次接待下来，毛主席散步时提过两笔账，听着像家长训人，里头全是硬道理。 一笔是时间：礼仪繁多，搞些不必要的形式主义，把大家的工夫白白耗掉。时间浪费了就回不来，金钱也买不回，这事得改。 另一笔是宴会：大摆桌面，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国家的钱和物资就这么被糟蹋。 话说到这儿，他把问题拽到田里算：一株稻子要经过多少日子才结稻谷，几株稻子才凑得出一碗米饭；一棵麦子要经过多少日子才长麦穗，几棵麦子才做得成一个馒头。 有人认真算过没有？工人农民起五更睡半夜，整年攒下的果实被扔进垃圾桶，他们会痛心，会埋怨当家人，这怨气不是虚的。 他还把话说得更尖：地主阶级被消灭，是因为压迫农民，专吃剥削饭，不劳而获。旧社会的土埋了，阔少的恶习要是还留着，挥霍国家资财，照样是败家子。 有些人讲话头头是道，拿起笔来有章有节，转身就玩文字游戏，只会号召别人去行动，自己在勤俭节约上不见脚步，甚至跟行动唱反调，这样的风气，越看越扎眼。 一九五六年，他写过一段按语，话很朴素：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国营事业和合作社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同年十一月，八届二中全会提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号召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毛主席点明，这不只是一笔经济账，也是一笔政治账。浪费一开口子，纪律就跟着漏风，心气也容易飘起来。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他盯住干部作风：在不少工作人员中间，滋长着一种不愿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很不好。 增产节约运动里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让相当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压住这股歪风的一种办法。随即实行精简、下放劳动锻炼，干部到农村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受了教育，觉悟提高，收效明显。他还把时间说得很长：国家要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其中就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勤俭建国方针。 说到“自己先做”，他做得更像一根硬钉子。 衣服破了，缝补洗净继续穿。建国后为礼仪做过两套衣服，买过一双圆头黄皮鞋，一直穿到离世。典礼部门劝他再买双尖头黑皮鞋，接见外宾更体面，他不理。再提，他反问：外国人是来见毛主席，还是来看黑皮鞋？一句话把人堵住。 吃饭时，桌上掉下一粒米、一根菜，他都要捡起来吃掉，饭碗里不剩米。 他要求孩子不能在他的灶上吃饭，要跟工作人员一起去大灶；孩子外出不准用他的车，也不准用公家的车，风里雨里骑自行车。毛岸英结婚不久，在抗美援朝作战中牺牲。 此后安排刘思齐和她妹妹到朝鲜扫墓，费用完全由他自己负担。李讷因病住院，还按他的指示改名沈娟，对外说是陪同人员的女儿，只为避免医院给她特殊照顾。 进城以后，他到各地视察，照样讲节约、讲不扰民。不让地方迎送，不接受宴请，常常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也不提前通知当地领导，一路向工人、农民和战士了解生产、工作、生活情况，调查完回火车上住宿，吃自己那份伙食，免得地方专门组织人员接待吃住。 地方领导一旦发现行踪，往往赶来接待问候，盼着接见。他却觉得大家各有各的工作，群众等着办的事不能放下不办，偏要来迎接一个不速之客，心里过不去；有事需要商量，会找上门去或请人来。 他也不赞成提前选好视察地点，定好日期，集合一大群人像个代表团，让群众早早准备等在那里。队伍一到，人家应接不暇，话也说不自然，这样做不出调查研究。 节约在他眼里不只是省几块钱、省几斤粮，更像一条绳子，拴住权力的手，拴住嘴上的漂亮话，拴住那点想摆阔的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