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农民陈永贵主动辞去 国务院 副总理的职位。临走时对华老说：“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 陈永贵1914年出生于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家庭贫困，从小参与农田劳作。成年后，他组织村民改造土地，修建梯田和水利设施，提高粮食产量。1963年洪灾后，他领导重建工作，使大寨成为农业典型。1964年起，大寨经验在全国推广，他逐步进入领导层。1975年，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农业事务。 陈永贵说这话时，光头茬子泛着白，身上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粗布对襟褂子，一口浓重的山西昔阳话裹着实打实的感慨，眼眶红了却没掉泪，他不是抱怨退位，是打心底感念那份知遇，更是认自己的命——一个种地的老农民，能坐到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全是毛主席看重大寨的实干，看重新中国农民的力量。他当副总理那几年，从没把自己当成京城的官，周总理劝他把户口迁到北京领国家工资，他硬是不肯，说要给农民立榜样，户口还搁在大寨，每天就领1块5的壮劳力工分，外加山西省100块、国务院36块的补助，这就是他全部的收入，这点钱连招待老家来的客人都不够，可他依旧抠门，客人来吃拉面，炊事员买只鸡都被他训，说吃面就吃面，没必要搞特殊。他在北京的住处，从京西宾馆到钓鱼台，身边配着服务员、大师傅，可他总纳闷，一个人咋要这么多人伺候，每天还是端着小米粥就老咸菜，搬个小板凳蹲小院里吃，跟在大寨地头吃饭没啥两样。他是真没当官的架子，可也真的干得费劲，四十岁才进扫盲班，到北京也只认一千多个字，批阅文件比扛着锄头劈狼窝掌还难，看不懂就学着李先念的样子画圈，秘书问起，他就实诚说信李先念，开会能说会道靠的是种地的实经验，可写报告、看政策文件，真的熬得他头大。1978年之后，农村政策变了，安徽小岗村搞起了包产到户，大寨那套集体劳动、统一评工的法子不适应新形势了，他起初想不通，在中央会议上还提过不同意见，可他这人最认实，看着包产到户让农民的粮食越种越多，市场上的吃的用的越来越全，他打心底服了，也认清了现实——自己就会大寨那套苦干的法子，管不了全国的农业大局，再占着副总理的位置，就是耽误事，这是他主动辞职的根由，不是被逼，是自知之明。他递上辞职报告时，中央没让他回大寨，胡耀邦亲自发话，让他留在北京，按行政13级发工资，保留司机、炊事员，连他和家人的户口都转成了北京市民，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脱离农民身份，可他依旧改不了老习惯。辞职后的陈永贵当了东郊农场的顾问，一星期去农场转一回，以前坐的大红旗换成了伏尔加，这车他只用来办公事，老伴儿子想借车用用，门都没有，平时出门要么挤公交，要么坐地铁，一点架子都没有。有次他提着篮子去菜场买菜，售货员认出他喊永贵大叔，经理要送他新鲜蔬菜，他撂下钱扭头就走，再也没进过那家菜场，说不想给人家添麻烦。老家昔阳的老乡找他帮忙弄几节火车皮，事情办成了才知道要花200块好处费，他当场就火了，一个电话打给铁路局把车皮退了，扯着嗓子喊损国家肥私人的事他不干，这辈子最恨的就是以权谋私，哪怕退了位，这份底线也没丢。有人说他下台后心里憋屈，可他跟人唠嗑时实打实说，自己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能当副总理已经是天大的福气，干不动了就下来，没啥委屈的，看到农村越来越好，他高兴还来不及。他这辈子，没打过仗，没念过书，凭的就是带着大寨人劈山填沟造梯田的狠劲，凭的是1963年洪灾后喊出的三不要三不少——不要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粮食亩产不少、群众口粮不少、上交公粮不少，硬是靠双手把大寨从烂摊子建成了全国农业典型。大寨经验后来被模式化、绝对化，出了不少问题，可这不是陈永贵的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局限，他只是踏踏实实种地，实实在在干事，从没把大寨的名声当成自己谋私利的资本。1986年陈永贵病逝，按他的遗愿，骨灰没葬进八宝山，送回了大寨的虎头山，埋在了他亲手改造的土地旁，那里是他的根，是一个农民最该待的地方。他这辈子，从虎头山走到北京城，从庄稼汉坐到副总理，最后又回到虎头山，兜兜转转，始终没忘自己是个农民，没丢实干的本心，这份坦荡和实诚，比多少官场的虚头巴脑都珍贵。毛主席把一个农民捧上高位，是看重农民的力量，陈永贵主动从高位退下来，是守住农民的本心，这一捧一退，藏着一个最真实的陈永贵，也藏着一个时代的缩影。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