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里的原型药侠陆勇，传出个消息：他要停药了。不是吃不起，也不是撑不住。是他吃了整整23年，终于把体内的癌细胞，压到了连机器都测不出来的地步。 2002年冬季，寒风裹挟着无锡市区的灰色天空。34岁的陆勇原本是一名经营针织品出口的小老板，日常操持着针织工厂、接订单、出货物。 他有妻子、年幼的孩子、安稳的生活——这在当时来说，已经是很多普通家庭梦寐以求的状态。 可一切从体检那天起开始崩塌。 一连串血液检查、骨髓穿刺后，医生沉重地告诉他一个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慢粒）。这是一种源于多能造血干细胞的恶性骨髓增殖性血癌，若不治疗，几年内可能危及生命。 那一刻，他仿佛瞬间掉进了深不见底的深渊。钢针抽取骨髓时的刺痛依旧在体内挥之不去，但更刺痛他的，是那句“需要终身服药”。 医生递过来的治疗方案中写着一种名为格列卫的靶向药，每月约23500元，一年下来近30万元——在当时，这几乎等于一套房子的价格。 最初的几年里，陆勇咬牙坚持吃进口原研药。家里存款、工厂营收甚至亲戚朋友借来的钱，都被吞噬在每月的药费中。 曾经熙熙攘攘的订单电话逐渐少了，他开始因为经济压力而无法睡好觉，每天想的不是如何扩大事业，而是如何筹足下个月的药钱。 一次账单结算下来，他在日记本上写下： “一年就这样被吃掉了三十万，这是活着，还是被吞噬？” 那时候的他，明明还可以走路、还能和孩子玩耍，但现实是，他的肩膀上背负着来自家庭、债务和疾病本身的巨大压力。 死亡的阴影不像电影里的惊心动魄，而是在夜深人静时一点一点蚕食意志。 2004年，一位病友告诉他在印度可以买到一种与格列卫疗效相似的仿制药，价格仅为正品的五分之一。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陆勇寄来了第一盒印度仿制药。吃下去的几周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血象指标开始稳定下来，肿大的脾脏也不再继续扩大。 房间里那束阳光似乎变得明亮了些。 当他把这个好消息发到病友群里，陆续有病友联系上他，希望能帮忙从印度带药。起初，他只是帮身边几个人吹风，但接下来人越来越多。 朋友间一句“你帮帮我吧”，让他不得不想方设法通过淘宝、银行借记卡等渠道大量购买印度药。 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药品供给者”。 但在无数绝望家庭眼中，他成了最后的希望。 有人称他是“药神”，而他自己更愿称自己是“药侠”——不是神，只是在别人绝望时，伸出过援手的人。 随着救助人数增多，陆勇的行为引来了监管部门的注意。在国内未经批准进口药品在法律上属于违法行为。 “销售假药”、“妨碍信用卡管理”等指控接踵而来。他一度被检察机关调查，并面临着可能的刑罚。 然而，更令人动容的，是他曾帮助过的数百名慢粒病友联合签名和请愿，为他呼吁公正。最终，公诉方撤诉，他被释放。 这场风波不仅是法律与医药体制之间的冲突，也是社会对“救命药”可及性的深刻反思。 这之后，“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在2018年上映，将这一真实事件搬上大银幕，引发全国热议——关于病痛、关于制度、关于生命与尊严。 随着时间推移，医学对慢粒白血病的认识和治疗也有了重大进展。靶向治疗让很多患者从“绝症”走向了“慢性病”，甚至可能长期控制病情。 与此同时，中国的医保制度改革也在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抗癌药物纳入医保，费用大幅下降。 曾经那个需要一年掏出几十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如今他每月的自付费用已经降到了几百元，这是时代对普通人的一个善意回应。 经过23年的坚持服药、定期检查、无数次化验与血象监控，他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2025年底，在主治医生的建议下，他决定在2026年尝试逐步停药。 这是经历漫长抗病历程后，梦想与现实交汇的一刻：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被压制到连仪器都难以测出的水平。 对他来说，这既是胜利，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但他清楚，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停药后的每一次血象检查、每一次基因检测，都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审视。 他坦言，健康永远都不能被完全掌控，但积极面对才是最重要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