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许光达和分别10年的妻子终于团聚。谁料，就在妻子要扑到许光达怀里时，他却一把推开妻子：“去打壶热水！”妻子说：“水壶是满的！”许光达却执意说：“不打也到院子走一圈！”许光达想通过这个举动，向延安的战友们表明，自己的妻子已经平安到达。 那天延安的风裹着黄土，吹得窑洞前的红旗猎猎作响。邹靖华刚跨进院子，眼眶就红了——十年啊，从长沙师范的学生到红军战士，她跟着部队辗转江西、贵州，一路打听丈夫的消息，有人说他在长征路上牺牲了，有人说他在苏联养伤，直到上个月接到通知，才知道许光达在抗大当教育长。她攥着包袱的手直抖，脚下的步子快得像要飞起来，可刚到门口，就被许光达伸出的胳膊拦住了。 “去打壶热水。”许光达的声音不高，可脸上的表情绷得紧紧的。邹靖华愣了愣，低头看看脚边的水壶——那是她出门前灌的，壶身还沾着井台上的青苔。“水壶是满的。”她小声说，手指绞着衣角。许光达没接话，反而指了指院角的老槐树：“去树下站会儿，让同志们都看看。” 邹靖华这才反应过来，他是要让战友们知道，她真的来了，不是谣言，也不是梦。她咬着嘴唇，转身往院子走，风掀起她的蓝布衫，露出里面补丁摞补丁的衬里——这身衣服是她在云贵交界的小山村找老乡借的，因为长途跋涉，裤脚磨破了，鞋尖也开了口。可她不在乎，只要能站在他身边，穿什么都行。 院子里的战友们早就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抗大的学员正围在一起学《论持久战》，见许光达的妻子来了，都停下了笔。有人小声说：“这就是邹靖华？听说她为了找许教育长，走了三千里路。”另一个人接话：“不容易啊，女同志能坚持下来，真厉害。”邹靖华听见了，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可她还是挺直了腰板，像在战场上一样。 许光达站在窑洞门口，看着妻子的背影，手不自觉地摸了摸口袋里的照片——那是十年前他们在长沙照的，照片上她扎着麻花辫，他穿着学生装，笑得像个孩子。 可现在，他穿着灰布军装，领口别着抗大的校徽，脸上的皱纹比十年前深了好多。他想起1930年，他从苏联回国，刚到上海就听说妻子被国民党抓了，关在长沙陆军监狱。他托人带信，让她等着，可后来红军转移，通讯断了，这一等就是八年。 “光达！”邹靖华终于转过脸，眼里闪着泪光。许光达赶紧走过去，伸手帮她擦眼泪，可手刚碰到她的脸，又缩了回来——他怕自己手太凉，冻着她。他轻声说：“靖华，这些年苦了你了。”邹靖华摇摇头，从包袱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一双千层底鞋：“我在路上做的，针脚粗，你别嫌弃。”许光达接过鞋，指尖碰到她的手，粗糙得像老树皮——他知道，这双手肯定挑过水、缝过衣服、喂过伤员。 旁边的战友们鼓起掌来，有人喊：“欢迎邹靖华同志！”许光达抬头笑了，可笑容里带着点酸涩。他想起昨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该怎么面对她。他怕她怪他没去找她，怕她觉得他变了，可现在看见她站在那里，虽然瘦了，可眼睛还是那么亮，像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 “走，进屋坐。”许光达拉着她的手，往窑洞里走。窑洞里很简陋，只有一张土炕、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一盏煤油灯，灯芯烧得噼啪响。邹靖华坐在炕沿上，摸着炕上的粗布被子，问：“你平时就睡这儿？”许光达点头：“抗大的条件就这样，大家都一样。”邹靖华没说话，从包袱里拿出一件毛衣，织得密密实实的：“这是我用旧毛线织的，你冬天穿。”许光达接过毛衣，贴在自己胸口，感觉暖融融的——这比任何礼物都珍贵。 后来有人问许光达，为什么不让妻子直接扑过来抱他。他笑着说：“她是我的妻子，可在延安，她更是个革命同志。我要让所有人知道，我许光达的老婆，是靠自己走到延安的，不是靠我养着的。”这句话说得平淡，可里头的分量，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 在那个年代，多少夫妻因为战争分离，多少家庭因为革命破碎，可他们还是选择相信彼此，相信革命，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国家好了，家才能好。 邹靖华在延安住了半个月，每天跟着许光达去抗大上课，去食堂吃饭，去河边洗衣服。她学会了骑马，学会了用步枪，学会了喊口号，战友们都叫她“邹姐”。后来她要去晋察冀根据地工作，许光达送她到延河边，手里拿着她织的毛衣：“到了那边，记得给我写信。” 邹靖华点点头，把一个小布包塞给他：“里面有我给你做的鞋垫，还有我抄的《为人民服务》。”许光达接过布包，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可他知道，这是她的选择，也是他们的选择。 这段往事，后来被邹靖华写进了回忆录里。她说：“光达不是不爱我，他是爱得更深。他把对我的爱，放进了革命里，放进了同志们的认可里，放进了我们的未来里。”是啊，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爱情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和国家、和民族连在一起的。许光达推开妻子的那一刻，不是冷漠，而是为了让他们的爱情，更有重量，更有意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