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任何作用的联合国，厐大的组织，养活大量的闲人，每年让会员国上缴大量的金钱，供他们挥霍，这种只吃饭不干事的机构不要也罢。 联合国面临现金流危机，裁员近2900人，压缩18.8%编制，资金主要来自会员国会费（美22%、中15.2%、日8.6%）和自愿捐款，2023年常规预算约33亿美元，维和预算约65亿美元，不及纽约市警局年预算，陷严重财政困境。 联合国资金流向大致分为四类：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约27%），促进可持续发展（30%），保护人权与人道主义援助（18%），行政与协调成本（25%）。 财务报告显示，仅纽约总部每天的基本运营成本就超过10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分布全球的数十个专门机构。 财务危机的核心原因之一是成员国拖欠会费，截至2024年1月，成员国欠缴经常预算达14.3亿美元，维和预算欠款更是高达25亿美元，其中美国是最大欠款国，累计拖欠超过10亿美元，尽管它是联合国最大捐助国。 这种拖欠并非简单的财务问题，而是精心计算的国际博弈，一些国家将联合国会费视为政治筹码：美国国会多次以“联合国效率低下”或“反以色列立场”为由扣留部分款项，某些富油国则根据对决议满意度调整付款速度，甚至有小国因国内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 “这是国际政治中的‘人质困境’，”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教授马克·考克斯指出，“每个国家都希望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结果导致集体行动失败，” 面对资金短缺，联合国不得不进行“痛苦但必要”的调整，近2900名员工被裁减，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层管理和专业岗位，日内瓦办事处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透露：“我们部门失去了三位人权调查员，他们的工作现在由剩余员工分摊，报告质量明显下降，” 裁员之外，联合国还推迟了多个发展项目的启动，缩减了人道主义援助规模，甚至推迟了总部大楼的必要维修，一位非洲国家驻联合国代表私下抱怨：“当我们最需要联合国协调抗击饥荒时，他们却因资金短缺削减了粮农组织实地工作人员，” 批评者常指责联合国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确实，联合国系统包含15个专门机构、数十个基金和方案，员工总数超过10万人。 但支持者指出，这种“冗余”实际上是国际协商的必然结果，每个成员国都希望在组织内有自己的代表和声音。 麻省理工学院2022年一项研究显示，联合国每投入1美元于发展项目，能撬动3-5美元的额外资源，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协调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监督功能，这些“隐形贡献”往往被忽视。 财务危机催生了改革浪潮，联合国正尝试推行“结果导向预算”，将资源更直接地与成果挂钩，同时，探索新的筹资模式，如与私营部门建立伙伴关系、发行可持续发展债券等。 202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成功发行了价值10亿美元的可持续发展债券，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气候适应项目。 这种“混合融资”模式可能成为未来方向，但批评者警告，这可能使联合国过度依赖资本市场，偏离公益初衷。 联合国的困境折射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全球公共产品应由谁买单？气候变化应对、疫情监测、和平维护、难民保护，这些超越国界的挑战需要超越国界的机制应对。 “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而是成员国意愿的集合体，”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马克·布朗说，“它的弱点不是设计缺陷，而是国际社会集体意志的反映，” 资金危机最终是政治危机的财务表现，当大国竞争加剧、多边主义式微，联合国的财政困境只是更深层次问题的表象。 联合国的资金困境表面上是一个财务管理问题，深层却是全球治理体系的信任危机，将联合国简单视为“浪费资金的官僚机构”是一种危险的短视。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联合国的价值标准，国际和平、人权保障、发展援助的成果往往难以量化，但它们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石，联合国系统就像一个全球免疫系统，当它正常工作时，我们几乎注意不到它的存在。 而一旦失效，危机便会迅速蔓延，新冠疫情初期世卫组织的协调作用、也门危机中的人道主义走廊、全球气候谈判的平台功能，这些“非紧急状态下的紧急服务”常被低估。 会费拖欠问题揭示了国际责任分配的结构性矛盾，现行分摊方式基于数十年前的经济格局，未能反映新兴经济体崛起和全球财富变化。 更公平的方案可能是引入“全球最低企业税”类似机制，从跨国公司的全球利润中提取微量比例作为联合国资金，减少对主权国家政治决策的依赖。 联合国的“臃肿”部分源于成员国相互制衡的需求，每个国家都希望在国际组织中有自己的代表，导致机构叠床架屋。 真正的改革不应是简单裁员，而是重构组织架构，建立更灵活的项目制团队，同时加强透明度建设，让公众能实时追踪资金流向和项目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