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装着杜月笙尸体的棺材，被运抵台北码头时，一张罕见的镜头，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是在晚上，码头上还是有很多人赶过来看热闹。 那天夜里，基隆码头的起重机吱呀作响，一口沉重的棺材缓缓从货轮吊起。 码头上站满了人，有来看热闹的本地人，也有不少穿长衫的上海人。 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空中的棺材上，神情复杂。 没人会忘记，这里面躺着的是当年上海滩的风云人物。 从黄包车夫一路干到上海滩大佬，杜月笙的故事说起来比小说还精彩。 可到了晚年，他却像一片落叶，在香港街头安静凋零。 1949年春天，他站在黄浦江边，看着船从浦东高桥驶出，背影沉默。 那时候，国民党已经败退，他既没答应去台湾，也没留下来，而是带着一家人前往香港。 那个决定看似简单，背后却是他思虑多日的结果。 一边是蒋介石的亲自邀请，许诺荣华，甚至安排了去台后的待遇。 另一边，是新政权发出的善意信号，希望他留下，毕竟他在抗日时期出过力，也不算完全站错队。 可他自己心里明白，血海江湖一生走过，哪头都不是真正的归宿。 去台湾他不愿意，儿子曾被蒋经国关进监狱，他早就寒了心。 留在大陆他也没底，自己手上到底沾了多少人命，谁说得清。 所以他选择了香港，一个他觉得还能暂避风头的地方。 可现实并不如他想的那样。 在香港，他租住在一间不宽敞的公寓，靠旧友接济生活。 昔日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大佬，晚年却连医药费都要精打细算。 身体每况愈下，哮喘越来越严重，白天靠药撑着，晚上咳得睡不着。 1951年夏天，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临终前，他让人把保险柜里的欠条都拿出来，一把火全烧了。 那堆纸里藏着的，是几十年江湖恩怨和金钱纠葛，他说过，来时赤条条，走也不能拖泥带水。 他还把仅剩的十万美元分给了家人，语气平静。 他最放心不下的是葬身之处。 他一再嘱咐徒弟和儿女，把他送回上海浦东高桥，葬在父母身边。 他常说，树高千丈也要落叶归根。 灵柩被停放在香港东华医院长达一年多，不是没钱下葬，而是没人敢决定他该葬在哪。 这时候，台湾那边开始行动了。 他们高层成立了一个安厝委员会，派人不断劝说他的四太太姚玉兰。 姚玉兰原本也犹豫，但在接连不断的劝说和现实压力下，终于点了头。 195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棺材被秘密运上货轮，驶向台北。 次年夏天，台北汐止的山坡上举行了一场没有太多宣传的安葬仪式。 蒋介石亲自题写了墓碑上的四个字，义节聿昭，还安排了张群等人陪祭。 16位上海籍将军抬棺，3000多人出席，场面看似风光。 可棺材并没有真正入土，而是采用了浮厝的方式，用砖头垫高，悬空搁着。 从建筑上说，这是临时停放。 从心态上说，是在等有一天能回上海。 墓碑特意朝着西北，那是上海的方向。 杜月笙虽然没能回去，但他的墓一直是背对台北，朝着黄浦江的方向。 他死前不愿去的地方，最终成了他埋骨的地方。 那些曾经骂他是渣滓的人，死后又把他捧成义节典范。 对于台湾当局来说，他的尸体已不仅是个人遗体，而是一种政治象征。 他们需要他，不是因为他是谁，而是因为他代表了什么。 几十年过去，汐止的墓园早已没人提起。 当年的热闹不再，石碑上的字爬满青苔，石阶缝里长满野草。 他的子女大多旅居海外，极少回来。 真正在意他的，反倒是两个素不相识的老人。 他们每周都会坐公交车上山，带着扫帚和刀来除草。 他们不为什么政治，也不为什么身份，只是觉得不该让一个老人孤零零地躺在那里。 杜月笙的一生，像极了一出戏，开场喧闹，结尾沉默。 他曾拥有上海滩，最终却连自己的归宿都无法选择。 人生算得再精，也算不出最后的落点。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一袭布衣杜月笙，江湖夜雨十年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