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湾一名女地下党在宿舍被捕，临走前祈求道：“我一个女人家，总得让我换身衣服吧,”敌人略加思索后点头，随后，她从阳台取下一件旗袍。殊不知那是她的情报信号。 萧明华，1922年出生在浙江嘉兴。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萧明华有个小名叫“华宝”，那是真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 要是照着这个剧本走，中国文坛或许会多一位婉约派女作家。 但命运在1946年拐了个弯。那时候萧明华在北平师范学院读书，刚好碰上了那个让全国人都炸了毛的“沈崇事件”，美军士兵当街欺负北大女学生，结果当局居然想大事化小。 这事儿把萧明华给气坏了。她突然明白，在国家都要亡了的时候，躲在书斋里写风花雪月，那是救不了中国人的。 就在她满腔怒火没处撒的时候，她遇到了生命中那个重要的人，朱芳春。这位“朱大哥”其实是地下党，他给萧明华指了一条路。 1947年，萧明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解放战争打得热火朝天。为了能在台湾钉下一颗钉子，组织上决定派人过去。 这时候，萧明华接到了恩师台静农的邀请，请她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教书。 萧明华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为了配合工作，组织安排朱芳春也去了台湾，两人对外以“兄妹”或者“夫妻”名义打掩护，在台北安了个家。 萧明华白天在讲台上给学生讲《古文观止》，讲孔孟之道，那气质，温文尔雅，谁看了都得夸一句“好老师”。可到了晚上，她就换了一副面孔，整理情报、抄录密电。 她利用自己老师的身份，结交了不少上层人士。那些国民党军官、政客，看着这个柔弱的女老师，压根就没有防备心，喝多了酒，什么海防部署、兵力调动，顺嘴就秃噜出来了。 这些要命的情报，都被萧明华一条条记下来，源源不断地传回了大陆。 做地下工作，那就得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萧明华和朱芳春约定了一个特别的暗号：只要那件颜色鲜艳的旗袍挂在窗外的竹竿上晾着，就说明家里是安全的，可以回来；如果旗袍不见了，那就意味着出事了，千万别进门。 1950年初，台湾地下党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著名的“吴石案”爆发，整个情报网被特务撕得粉碎。 萧明华感觉到了危险。她其实有机会撤，但为了销毁文件、掩护战友，她选择了留下来善后。 1950年2月6日深夜，家里刚吃完面条，门外就传来了刺耳的刹车声和杂乱的脚步声。 特务来了。 这时候朱芳春正好不在家。萧明华听到动静，心里咯噔一下，但她脸上一点没慌。面对破门而入的几个彪形大汉，她镇定地坐在书桌前改作业。 特务头子冷笑一声：“萧小姐，跟我们走一趟吧。” 萧明华站起身，理了理头发，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行，但我一个女人家，总得让我换身衣服吧？还得带几件换洗的。” 特务一想，反正人都在手里了，略加思索后就点了点头。 萧明华不紧不慢地走到阳台，当着特务的面，亲手取下了那件挂在竹竿上的旗袍。 当晚，朱芳春按照约定时间准备回家，远远地往阳台上一看，竹竿空了！ 他瞬间惊出一身冷汗，立刻调转方向，消失在夜色中。正是因为萧明华这最后的一搏，朱芳春才幸免于难，保住了组织的一条重要血脉。 在保密局的黑牢里，那帮特务什么招都用上了。一个文弱的女教师，被折磨得全身上下没一块好肉。但她始终只有一句话：“我就是个教书的，什么都不知道。” 特务们急眼了。他们知道萧明华是条大鱼，想放长线钓出她背后的“大老板”。 有一天，特务假惺惺地对萧明华说：“只要你肯配合，我们就让你见你哥哥。” 萧明华心里跟明镜似的，她知道敌人想利用亲情来软化她，或者通过监听找到线索。她将计就计，装作精神崩溃的样子，哭喊着非要见哥哥不可。 特务大喜过望，赶紧把人带来了。 见面的那一刻，萧明华扑在哥哥怀里嚎啕大哭。特务们竖着耳朵在旁边听，结果听了一脑门子浆糊，因为萧明华全程都在用晦涩难懂的家乡方言跟哥哥哭诉！ 敌人听不懂，以为只是兄妹间的临终告别和家常里短。 殊不知，就在这哭声和方言的掩护下，萧明华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份情报，关于敌人下一步清洗计划的内容，巧妙地传递了出去。同时，她也暗示哥哥赶紧跑，不要管她。 等哥哥走了之后，萧明华擦干眼泪，看着那帮傻愣着的特务，突然放声大笑。 特务们这才反应过来被耍了，气急败坏地要去追人，可哪里还追得到？ 1950年11月8日，萧明华被押往马场町刑场。 那一天，她没有哭，也没有瘫软。她特意穿上了那是那件深色的旗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行刑前，她还要了一支笔，在遗书上写下给家里的最后嘱托。 枪声响起，年仅28岁的萧明华倒在了血泊中。 她牺牲后，国民党当局草草将她掩埋。这一埋，就是三十年。 直到1982年，经过多方努力，萧明华的遗骨终于被运回了大陆。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在这个安息着无数开国元勋的地方，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她的老战友朱芳春，那个因为她的“旗袍信号”而活下来的人，颤颤巍巍地在她的墓碑前，亲手写下了三个字： “归来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