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判刑13年至死未平反，10万人送行墓前立百碑，百姓说不能忘了他。 2004年5月7日，开封到兰考的公路灵车像陷进泥沼般缓慢前行，可这"泥沼"不是雨后烂泥，而是十里长街上自发聚来的十万百姓。 没有红头文件组织，没有官方通知，哭声震得天都发颤。 路边跪着的人里有拄拐的残疾人、抱着孩子的妇女，他们就这么跪了整整五小时。 官方档案里，棺材里躺着的77岁老人是"刑满释放人员"，无党籍、无公职、无退休金，可兰考百姓心里，他就是顶天立地的"青天"。 这个让十万百姓下跪送行的老人，名叫张钦礼，兰考人提起他的名字，至今还会红眼眶。他不是天生的"青天"，只是把老百姓的事，真真切切当成了自己的命。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张钦礼就成了焦裕禄最亲密的战友，《人民日报》当年报道焦裕禄时，就写过他俩深夜促膝长谈治沙的故事。焦裕禄问他兰考改面貌的关键在哪，他直言"在于领导思想的改变"，这话戳中了要害，也成了两人并肩抗灾的起点。焦裕禄病重时，他赶去郑州探望，看着老战友强忍肝痛追问兰考的雨情，接过那张"死了也要埋在沙堆上"的照片，他就暗下决心，要把老焦没干完的事扛到底。 焦裕禄走后，张钦礼成了兰考治沙的主心骨。那时候兰考的风沙有多烈？春天刮起风来，黄沙能埋到人的腰，刚种的庄稼一夜之间就被刮得无影无踪。他带着百姓扎在沙窝子里，一年到头跟泡桐树较劲，死了再种、种了再补，硬生生种出26万亩泡桐林。这些树不仅挡住了风沙，还成了兰考人的"摇钱树"，后来的乐器板材大多来自这里，可他从没拿过一分好处，依旧骑着破自行车下乡。 他这辈子最出圈的事，是两次卖掉公家配的车。1968年他当上革委会副主任，上面配了辆吉普车，在当年那可是比黄金还稀罕的宝贝。可他看着兰考42个生产队揭不开锅，二话不说把车卖到二手市场，8000块钱一分不留全给百姓买了种子农具。1970年上面又配了辆进口华沙轿车，他转手又卖了，两次凑了4.5万元，全花在穷苦百姓身上，自己依旧骑车下乡，有人劝他不合规矩，他怼得干脆："老百姓饿肚子，我坐小车能安心？" 除了治沙，他还背着药箱当了几十年"赤脚干部"。兰考当年医疗条件差，百姓生病要走十几里地找卫生所，小病拖成大病是常事。他文化程度不高，就抱着中医书在煤油灯下啃，把药方抄在小本子上反复背，慢慢练出了看病的本事。下乡时药箱从不离身，头疼脑热、跌打损伤都能看，药钱大多自掏腰包，遇到实在穷的百姓，干脆分文不收。有人算过，他花在买药上的钱，比两次卖车的钱还多。 可就是这么个为兰考掏心掏肺的人，1979年却被判了13年刑，罪名是特殊年代的历史遗留问题。63岁的老人进了监狱，兰考百姓哭着想去求情，却被拦在门外。狱警知道他懂医，让他帮忙打下手，他干得认认真真，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只说："风沙治住了，百姓能吃饱，这牢坐得值。" 1990年74岁的他刑满释放，没拿到平反书，依旧是"有罪之身"。家人劝他别回兰考，怕他受委屈，可他偏要回去，说兰考是他的根。回到兰考那天，乡亲们自发聚在路边迎接，拉着他的手哭着说"你可回来了"，他看着熟悉的泡桐林，眼泪也止不住地流。 出狱后的十几年，他过得清苦至极，没有退休金，靠着微薄救济金过活，最常做的事就是骑着破自行车去看泡桐林。2004年他病重离世，临终前没留什么遗言，就想再听听风吹过泡桐叶的声音。消息传开，兰考百姓疯了似的往一起聚，十里长街挤满了人，有当年受过他接济的老人，有他治好的病人，还有跟着他种过树的乡亲。 下葬后，百姓自发给他立碑，青石的、水泥的，甚至还有写着错别字的木碑，一块块堆在墓前，最后竟有一百多块。每块碑上都刻着真名实姓，写着他的好："卖车救民的好干部""治沙造林的带头人""免费看病的张书记"。 官方档案里他是"刑满释放人员"，可在百姓心里，他是比亲人还亲的青天。13年牢狱没磨掉他的初心，没平反的身份没挡住百姓的爱戴，这就是最朴素的民心所向。他没留下惊天动地的功绩，却用一辈子的坚守告诉我们：干部好不好，百姓心里有杆秤。 特殊年代的历史有其复杂性，他的判决或许有当时的背景，但这丝毫不影响百姓对他的铭记。那些泡桐林还在，那些碑文还在，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还在，这就是对一个干部最高的褒奖。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