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贺龙独子没考上清华，找到父亲帮忙，谁知道贺龙直接进入学校，指名道姓要找校长。 那年夏天，北京的天格外闷热。 贺鹏飞刚从北京四中毕业，成绩在学校里算不错，他报的是清华大学机械系，结果差了三分没进。 别人可能觉得这点分数，不算什么，毕竟他是贺龙的儿子，找找人说句话的事。 他自己也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回家跟父亲提了这个事。 贺龙没多说，隔天就去了清华。 他不是去找招生办，也没提关系，而是直接去了清华附中，认真问了复读班的情况，怎么报名、学费多少、资料去哪买，全都打听清楚。 回家后，他把一摞复习资料放到儿子桌上，说这事儿只能靠自己，谁的孩子都一样，分不够就得复读。 贺鹏飞那年就去了清华附中，这一复就是一整年。 那时候他才真正明白，在贺家这个姓氏不代表特权，而是意味着更高的标准。 其实这事不是第一次。 初中时他踢球摔断了腿，打着石膏上学，别人建议他坐家里的专车去学校，贺龙直接回绝。 他花钱雇了一辆人力三轮，每天接送儿子，车在石板路上颠簸，他儿子坐得咬牙龇嘴，他自己却觉得这是锻炼。 贺家的规矩多得很。 吃饭不能剩饭粒，吃完饭得自己刷碗，生活里一点特殊化都不允许。 连贺鹏飞的养兄贺兴桐，大学毕业分在了新华社，别人都羡慕，他高兴得在家吹口哨，贺龙听见后脸色都变了，觉得这孩子太顺了，怕他心态飘了，干脆把他调去甘肃锻炼。 贺鹏飞复读一年后再次参加高考，这次他考进了清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但他的人生，并没有就此一帆风顺。 大学毕业后，他没有留在北京，而是被分配到甘肃武都的汽车修配厂，成了一名修理工。 别人可能会不适应，从清华高材生直接下厂修车，油污满手，环境艰苦，他却没觉得委屈。 在那里他一待就是四年，手上的技术越来越熟练，脾气也变得沉稳。 这一段经历对他后来的路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重新回到部队后，从基层干起，一步步靠专业能力和干实事的作风，在海军站稳了脚跟。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贺鹏飞已经是海军副司令员，分管装备建设。 这时候，中国正面临一次难得的机会。 乌克兰因为经济困难，急于处理一艘还没完工的航空母舰“瓦良格”号。 这艘船虽然没装设备，但舰体已经成型，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接触航母技术的一扇门。 贺鹏飞看得很清楚，这船不能放弃。 当时不少人反对，觉得买回来也没用，运费贵、风险大，国际阻力又多。 他不听这些，认为现在不做，以后更难。 常规渠道走不通，他就换了思路，找到了香港的爱国商人徐增平，两人商量以民间商业的方式来操作。 表面上说是要改建成海上赌场，实则是为中国航母做准备。 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既要绕开国际政治的围追堵截，还要解决资金问题。 在幕后，贺鹏飞扛着巨大压力协调各方，徐增平则在前台奔走谈判。 “瓦良格”号终于穿越黑海、地中海，绕过阻碍重重的土耳其海峡，最后来到中国。 2001年，这艘航母抵达大连港。 同年3月28日，贺鹏飞因突发心脏病在北京去世，年仅55岁。 他没能亲眼看到这艘船最终改装成“辽宁舰”，更没看到之后“山东舰”“福建舰”的相继下水。 他留给后人的，不只是那艘航母的影子，更是一种做事的方式。 他的女儿们后来创办了贺龙体育基金会，一样不允许用家族名头搞特殊。 信息来源：新浪——为人民海军建设鞠躬尽瘁一贺鹏飞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