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良情感网

1949年，开国大典前，陆军阅兵训练还没有确定好负责人，周总理就对毛主席说：“主席，还记得红34师的那个团长吗？让他来！”说到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韩伟。别看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但在那个年代，他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1906年，韩伟出生在湖北黄陂一个普通人家，家里不算富裕，但父亲是个手艺不错的铁匠，后来还当上了车间主任。1914年，他们一家搬到江西安源，那是个煤矿和铁路工人扎堆的地方。韩伟小时候就跟着父亲见识了工人们的苦日子，也是在那儿，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革命的火种。1922年，16岁的韩伟赶上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这场罢工可是个大事件，工人要求涨工资、改善待遇，声势浩大。韩伟虽然年纪小，但一点不含糊，跑去当宣传员，帮着发传单、喊口号。那时候，工人们喊着“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愣是把路矿当局逼得低了头，答应了13条要求。这事儿对韩伟影响特别大，他打心底觉得，普通人也能干出大事。没过两年，1924年，韩伟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干起了交通员的工作。别看这活听起来简单，就是送信，可那时候兵荒马乱，军阀到处设卡，他得背着革命书刊和情报，在安源、长沙、上海之间跑，稍不留神就可能被抓住。1926年，他正式成了共产主义者，第二年又跟着毛泽东参加了秋收起义。那会儿他才21岁，已经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排长了。起义没成功，他带着十几个残兵跑了几百里路，好不容易在浏阳找到毛泽东。后来上了井冈山，他算是彻底扎根革命队伍了。1929年，红四军前委遇上国民党军突袭，差点出大事。警卫班扩成了警卫排，韩伟被挑中当了首任排长。他那时候就负责保护毛泽东，带着人巡逻、站岗，还得学着指挥打仗。到了1930年，他升成了红34师100团的团长，带着队伍在中央苏区打了好几场硬仗。1934年的湘江战役是他经历过最惨的一次，100团奉命掩护主力过江，敌人火力太猛，部队被打得只剩几十人。突围的时候，他带着几个战士跳崖逃生，自己摔晕过去，幸亏被当地药农救了。后来他被俘，关了三年，1937年放出来后又立刻归队接着干。时间快进到1949年，新中国要成立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忙得热火朝天。阅兵是重头戏，得让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看看新政权的实力。可问题来了，挑谁来负责陆军阅兵训练呢？那时候军里能打仗的将领不少，但阅兵这活不一样，得有经验、能吃苦，还得懂纪律。好多将领都没干过这事儿，选来选去定不下来。就在这关键时候，周总理想起了韩伟。他提到1931年瑞金那场阅兵，说韩伟当时带红34师100团表现特别好。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大日子，韩伟带着队伍走得齐齐整整，口号喊得震天响，给领导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毛主席一听也想起来了，说韩伟当年还是他的警卫排长，能力没得说。就这么着，韩伟被定下来负责陆军阅兵训练。接到任务后，韩伟二话不说，从67军里挑了199师。这支部队来头不小，从红一师和115师独立团演变过来的，底子硬得很。从8月份开始，训练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每天天不亮，韩伟就带着战士们练正步、喊口号，反复磨合。那时候条件简陋，训练场就是块平地，战士们鞋底都磨穿了，韩伟也跟着一起晒太阳、吃灰。差不多两个月，199师硬是被他练成了铁板一块。到了10月1号那天，天安门广场上，199师走得那叫一个整齐，军威完全展现出来了，全国人民看得都热血沸腾。大典之后，韩伟没闲着。1950年，他去了福建军区当副司令员，负责沿海防务。1952年又调到31军当军长，带着部队搞现代化训练。1955年，他被授了中将军衔，还拿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算是对他革命贡献的肯定。后来他还当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一直干到1960年退役。退下来后，他也没闲着，做了好几届全国政协委员，经常为国家建设提建议。韩伟这辈子挺不容易，尤其是湘江战役那段，100团的闽西子弟兵牺牲太多，他一直放不下来。晚年的时候，他总会想起那些战友。1992年，他在北京去世，86岁。他留了个遗嘱，说不进八宝山，要把骨灰送到闽西革命烈士陵园，跟牺牲的战友埋一块儿。后来家人照他说的办了，把骨灰送了过去，算是圆了他的心愿。

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邓颖超和少年时期的李鹏的合影。李鹏是革命烈士李硕勋的儿子。李硕勋牺牲时，李鹏才3岁。周总理和李硕勋是同时期参加革命的，彼此熟识。在李硕勋牺牲后，周总理承担起照顾烈士后代的重任，视烈士后代为己出，无私关怀，精心培养。

1956年，粟裕大将全家在毛主席故居留下珍贵合影。照片中，粟裕将军身穿简朴的军服，家人肃穆地站在他身旁。这张照片不仅仅是一次家庭出游的记录，更深层次地展现了他们对革命领袖的崇敬之情，以及对红色革命精神的传承。在伟人故居庄严的氛围下，历史的沉淀与革命先烈的精神交汇融合，成为后世缅怀先烈、继承革命事业的生动教材。那一天，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但照片中凝固的神情，却胜过千言万语，无声地诉说着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以及对革命先辈的无限敬意。这幅弥足珍贵的影像，不仅是粟裕将军一家人的珍藏，更是中国革命历史中一段珍贵的片段，它提醒着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将红色基因传承下去。这朴实的一幕，在岁月的洗礼下，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1958年2月17日大年三十，周恩来总理率团访问朝鲜，前往平壤以东100公里外的桧仓陵园吊唁志愿军烈士。这里长眠着包括毛岸英在内的134名烈士。周总理与陈毅等在墓前静默良久，眼含泪光。此行还商谈志愿军撤出事宜，后双方达成一致，志愿军10月全部撤出，用行动诠释对英烈的敬重与对中朝情谊的守护。

邓小平晚年谈到了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有七个人，即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朱老总，陈云，邓小平，还有林彪。他们都是政治局常委。有人可能比较好奇，这里面怎么没有彭老总呢？彭老总的元帅排名仅次于朱老总，在林彪之前。为什么他不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原因很简单，因为彭老总一生都没能入常，不是常委，没有进入最高领导核心。

开国大典前夕，毛主席以575票当选新中国主席，距离“满票”仅缺一票，周总理找到毛主席，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毛主席回答：“代表们有权选毛泽东，也有权不选毛泽东，缺一票就缺一票，没有关系。”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开票后工作人员发现毛主席少一票。大家本想当作废票处理，毛主席却表示代表们有权选或不选自己，缺一票没关系。这一票背后可能是代表真有不同意见，但毛主席尊重代表的选择，这体现出他对民主权利的维护。在当时，新中国刚要成立，民主制度亟待建立，毛主席没有因为追求全票当选的“完美”结果，而去干涉选举的真实结果。他觉得民主选举就得让代表们自由表达想法，不管结果怎样都得接受，这就是毛主席的了不起之处，他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而是把民主的实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不在意这一票的缺失，心里装的是整个国家的民主建设和人民的意愿。正是因为毛主席有这样的胸怀，新中国才能在民主的道路上稳稳起步，不断发展。

61年。王必成司令员在家看文件。看着。看着。突然。秘书走了进来。秘书说：司令员。苏阿姨打来电话找你有急事。王必成司令员说：什么急事？秘书说：苏阿姨说她儿子病了需要车送医院。王必成，1912年2月29日生在湖北麻城一个穷苦农民家。小时候日子苦，5岁没了爹，妈带着他和妹妹硬撑着过。11岁上了私塾，可1925年家乡闹大旱，家里啥也没收成，只能辍学回家干农活。1926年，14岁的他接触到革命思想，加入少先队和赤卫队，1928年入了共青团，1929年投身红军，从此走上革命路。他在红军里从勤务员干起，一步步升到营长、团长。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时立了不少功，1933年在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中受了重伤，伤好了还接着上战场。1935年，他带队走长征，吃尽了苦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调到新四军，在茅山一带打鬼子，1940年率部北渡长江，成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里，他指挥部队打淮海战役，功劳不小，为新中国成立出了大力。新中国成立后，王必成干过浙江军区司令员、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了中将军衔。1961年，他当上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这时候，他不光忙军事，还特别关心战友和烈士家属。他说，革命胜利用的是烈士的血，照顾他们的家人是咱的责任。那天晚上，王必成吃完饭就在书房看文件，都是南京军区建设的事儿。秘书突然进来，说苏阿姨来电话有急事。苏阿姨是烈士刘别生的老婆，刘别生是新四军48团团长，在新登战役牺牲时，儿子才两岁。王必成跟刘别生是老战友，对烈士家属的事儿特别上心。听说苏阿姨儿子病了要送医院，王必成立马让司机出车。车很快去了苏阿姨家，把孩子送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是肚子疼，不算严重。司机回来报告情况，王必成松了口气，让司机先歇着。秘书劝他也休息，可他说不困，让秘书先睡。秘书感慨，王必成对苏阿姨家孩子比对自己孩子还好，自己孩子都没怎么坐过他的车，可苏阿姨家一有事，他立马派车。王必成说，苏阿姨是烈士遗孀，失去了太多，咱得照顾好他们，这是对牺牲战友的尊重。秘书挺感动，说自己守电话，让他去睡。王必成没同意，非要等医院消息。直到确认孩子没事，他才回屋休息。这事儿不大，却挺暖心。那年头，烈士家属日子不好过，男人没了，家里啥都难。王必成身为大将，不光打仗厉害，还真心关心这些家属。这种情谊，不是装出来的，是骨子里的东西。共产党人就这样。革命年代，无数人牺牲，家属却只能咬牙撑着。党和军队照顾他们，是对烈士的交代，也是革命精神的传承。王必成这举动，就是个活例子。史料里说，王必成在南京军区时，没少操心烈士家属的事儿，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他说：“烈士血不能白流，他们家人不能受苦。”这话听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主席做出一个艰难决定：禁止任弼时参加天安门城楼上的庆典。当时这位中共五大书记之一，血压已达220/130毫米汞柱，随时可能发生脑溢血。苏联专家米尼克医生在诊断书上写道：“患者心脏扩大，二尖瓣关闭不全，任何情绪波动都将危及生命。”这份诊断书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编号为195—2—312。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后来回忆，那天早上，任弼时穿好中山装，系好风纪扣，准备出门。毛主席派来的秘书叶子龙轻声说：“主席让您在家休息，听广播就好。”任弼时沉默了许久，最后只说了句：“服从组织安排。”此时8岁的女儿任远征成了父亲的眼睛，她被安排在天安门观礼台第三排，手里紧握着父亲给她的小本子，上面写着：“看清楚，记下来，回来告诉爸爸。”下午3点，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任弼时坐在收音机前，双手紧握椅子扶手。陈琮英看到，他的眼眶湿润了。任远征回家时，天已经黑了。她一进门就扑到父亲怀里：“爸爸，我看见毛伯伯了！他声音可大了，全场都在鼓掌！”任弼时让女儿坐在腿上，一遍遍地问：“飞机飞过来是什么样子？群众游行走到哪里了？”这个无法亲临现场的人，曾是中国革命的关键推动者。1921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就开始翻译《共产党宣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两次被捕入狱。第一次是在1928年，湖南军阀何键亲自审问他。电刑椅上，任弼时咬破嘴唇，鲜血直流，始终没有说出组织秘密。狱友回忆，他被抬回牢房时，身上的烧伤面积超过30%。第二次被捕是在1929年，这次他被关进了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狱中他组织了秘密党支部，教难友们识字、学习马列主义。他用米汤在墙上写字，晾干后看不见，用碘酒一擦就显现出来。长征途中，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任弼时站出来说：“红军只能有一个最高指挥部。”他连夜找了17位军团级干部谈话，最终维护了中央的统一领导。这些谈话记录，部分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解放战争期间，任弼时负责中央的财经工作。1947年，陕北粮食告急，部队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他亲自去晋察冀边区，用3个月时间建立起完整的后勤供应线。从太行山到延安，2000里路程，他规划了47个中转站，确保粮食弹药及时送达前线。这些超负荷的工作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1949年4月，他在西柏坡突然晕倒，醒来后第一句话是：“文件批完了吗？”警卫员说，他经常工作到凌晨四五点，桌上的浓茶一夜要续七八次水。医生曾多次警告过他，但是都没有什么用！任弼时说：“革命胜利在即，哪有时间休息？”他把药瓶藏在抽屉里，假装按时吃药，实际上继续熬夜处理文件。1950年5月，他的病情急剧恶化。10月25日，他还在批阅关于抗美援朝的文件。27日清晨，他对妻子说：“我可能不行了。”下午4时，心脏停止跳动，年仅46岁。毛泽东在追悼会上说：“任弼时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周恩来补充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负重致远，任劳任怨。”任远征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她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党校工作，编撰了《任弼时传》、《任弼时年谱》等著作。2016年10月，她重返出生地甘肃岷县，在当年的窑洞前站了很久。那个窑洞现在是岷县革命纪念馆的一部分，墙上挂着一张照片：1936年10月，任弼时抱着刚出生的女儿，身后是简陋的土炕。他在日记里写道：“女儿出生了，希望她能看到新中国。”她不仅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还亲眼见证了开国大典。虽然父亲未能到场，但通过女儿的眼睛，他同样“看到”了那个伟大时刻。如今，湖南汨罗的任弼时纪念馆每年接待游客超过50万人次。展厅里，那份1949年9月30日的病历静静躺在玻璃柜中，旁边是一张纸条，上面是任弼时的笔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革命更需要我们燃烧自己。”

革命战争年代，给两个人选政委，最让毛主席头疼。一位是彭德怀，彭德怀脾气暴躁，对人要求过于苛刻，很容易得罪人，和他搭档很不容易，所以彭德怀经常是一肩挑，既当司令员又当政委。另一位就是林彪，林彪是战神，他性格孤僻，不善于和人交往，在军事上特立独行，有自己的一套，和他搭档也不容易，需要极大的包容才行，他的政委也不好选。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回国汇报工作，毛主席专门接见了他。毛主席让杜平转告彭德怀，现在林彪不管事了，主要让他休息了。杜平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原话转告彭德怀，彭德怀听后也没有说什么。正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毛主席的意思，可能是要让彭德怀放手去指挥，把仗打好，不要有什么顾虑。毛主席真是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