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再到我，三代都是失败者！”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在海南的一次官员饭局上，把一袋“大礼”狠狠摔在饭桌上，丢下这句话后转身就走，震惊了所有人。19世纪末，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腐朽的清王朝摇摇欲坠。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哗然，民众义愤填膺。22岁的梁启超，彼时已是康有为的得力门生，他与康有为迅速发动了震惊朝野的“公车上书”。一千三百多名举人齐聚京城，联名上书光绪帝，强烈反对议和，慷慨陈词请求变法图强。为了唤醒沉睡的民众，传播新思想，梁启超日夜伏案疾书，在油灯下创办了《时务报》。他以笔为刀，在《变法通议》等文章中，犀利地批判封建旧制度的腐朽，热情宣扬变法维新的理念。他的文字如同一道惊雷，在沉闷压抑的社会中炸响，激励着无数青年投身变革浪潮。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频繁出入宫廷，与光绪帝深入探讨变法事宜，满心期待能通过这场变革，让积贫积弱的中国走向富强。然而，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禁，戊戌六君子英勇就义。梁启超被迫仓皇出逃，登上前往日本的船只时，他回望渐渐远去的祖国，泪水模糊了双眼。海浪翻涌，他心中满是悲戚与不甘，救国图强的理想瞬间破灭。但即便流亡海外，他依然没有放弃，继续组织保皇会，四处奔走演讲，为改变中国命运殚精竭虑，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梁思成出生于新旧交替的动荡年代，自幼跟随父亲梁启超游历欧洲，目睹了西方对古建筑的精心保护，也深刻感受到中国古建筑在列强掠夺与战火摧残下的悲惨命运，这让他对保护古建筑产生了深深的使命感。1930年代，他和妻子林徽因一起，踏上了艰难的古建筑考察之路。他们背着沉重的测量仪器，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那是一个闷热潮湿的夏天，寺内光线昏暗，蚊虫肆虐。梁思成和林徽因踩着摇摇欲坠的木梯，小心翼翼地爬上大殿的梁架。木梯发出吱呀吱呀的响声，每一步都充满危险，但他们全然不顾。他们用手电筒一寸寸照亮布满灰尘的梁架，仔细辨认上面的文字和图案。经过数天的艰苦探索，终于发现了唐代建筑的珍贵遗迹，这一重大发现令世界为之震惊。战乱时期，为了保护珍贵的古建筑资料，梁思成舍弃了无数财物，只带着精心绘制的图纸、拍摄的照片和研究笔记，踏上了漫长的流亡之路。一路上，他辗转多地，将这些资料视为生命，哪怕自己忍饥挨饿，也要确保资料的安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梁思成倾注大量心血，与陈占祥共同提出了“梁陈方案”。无数个日夜，他都在办公室里伏案绘制图纸，反复修改方案，与专家们激烈讨论细节。他希望能既保护北京古城的历史风貌，又实现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然而，在当时大规模建设的浪潮下，他的方案最终未被采纳。当推土机的轰鸣声响起，城墙一块块被拆除时，梁思成心急如焚，赶到施工现场，痛心疾首地呐喊：“五十年后，你们会后悔的！”可他的呐喊在轰鸣的机械声中显得那么无力，他守护中国古建筑的理想，终究被现实无情碾碎。梁从诫并没有追随祖父的政治理想，也没有延续父亲的建筑事业，而是在时代的发展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使命——环境保护。1993年的一天，梁从诫收到一封来自云南偏远山村村民的来信。信中，村民用质朴而绝望的文字，描述了当地森林被滥砍滥伐的惨状：曾经郁郁葱葱的山林变得满目疮痍，野生动物失去了家园，水土流失严重，村庄的农田和房屋都受到了威胁。那一行行触目惊心的文字，像一把把利刃，刺痛了梁从诫的心。他毅然决定成立“自然之友”，这是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成立初期，困难重重。没有办公场地，梁从诫就把自家的客厅腾出来，简单地摆放几张桌椅，当作办公室；缺乏资金，他就四处奔走，拜访企业、机构和个人，拉赞助。无数次，他被拒之门外，吃闭门羹成了家常便饭，但他从不气馁。为了宣传环保理念，他走进学校、社区、企业，一场又一场地演讲。在一些偏远的乡村小学，台下只有十几个孩子，他依然讲得激情澎湃，用生动的故事和图片，向孩子们传递环保的重要性。他带领志愿者们深入山林，监测野生动物栖息地。在一次监测东北虎栖息地的行动中，他们在寒冷的山林中驻扎了半个多月，冒着被野兽袭击的危险，记录东北虎的活动轨迹。他还奔赴污染严重的工厂，与企业主据理力争，要求他们治理污染。面对企业主的威胁和嘲讽，他毫不退缩，坚定地说：“如果连我们都不站出来，以后子孙后代该怎么办？”然而，环保之路异常艰难。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利益的诱惑让许多人忽视了环境问题。梁从诫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自然保护区被破坏，一片片森林消失，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和绝望。自己倾注全部心血的环保事业，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推进得如此艰难。梁从诫在海南饭局上的悲愤之言，是梁家三代人理想与现实激烈碰撞的缩影。他们三代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怀揣着各自伟大的理想，为之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