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乌鲁木齐，29岁的易中天与妻子，李华在家中留下了这张罕见合影，年轻时的他，看上去十分阳光开朗。 1965年，易中天还是个刚从内地来到新疆的知青，背着行囊走进兵团八师150团，被人戏称为“小西伯利亚”的地方。冬天，牧场上冷得像刀子割脸，他穿着厚皮袄，拎着铁皮桶挤牛奶，桶里的奶还没提回帐篷就结出冰花。夜晚，帐篷里油灯昏黄，他和同伴围着炉子，读《军垦战报》上的边塞诗。那些诗句，写胡杨的倔强、沙枣花的清香，让他第一次觉得，戈壁滩不只是荒凉，还有种震撼人心的美。 那时的李华也在150团，负责放羊。她喜欢在牧场上用铅笔涂涂写写，记下风沙卷过戈壁的呼啸声，记下羊群踩过草甸的节奏。她的散文常被《新疆文艺》选中，发表时署名“戈壁芦苇”，带着一股清新的泥土气息。易中天读到她的文字，忍不住在油灯下多看几遍，觉得这姑娘的笔下藏着股不屈的劲儿，像胡杨根扎进沙土，风吹不倒。 两人的交集始于1975年新疆文联的创作学习班。那是个难得的机会，兵团的文艺青年聚在一起，讨论诗、散文和小说。易中天讲起《白杨礼赞》，声音洪亮，手势像在挥毫泼墨；李华则分享她的散文，语气平静却句句戳心。会场外，沙枣花开得正浓，香气飘进窗，像是为他们的文学梦镀上一层金光。他们没说太多话，但彼此的文字，像两棵胡杨在戈壁上遥望，根脉相连。 1976年，时代像一列失控的火车，轰隆隆碾过每个人的心。唐山大地震的余波传到新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让兵团广播站的喇叭沉默了好几天。八钢子弟学校的教室里，易中天却在黑板上写下“绿洲”二字，带着学生们讨论“戈壁如何开出花”。他的语文课从不枯燥，作文题常以“绿洲”为隐喻，鼓励孩子们写下对未来的憧憬。学生们交上来的作文，字迹歪斜却满是真情，易中天批改到深夜，油灯烧得嗓子发干。 李华那年也调到乌鲁木齐，在《新疆文艺》编辑部做校对。她的工作琐碎，常常要对着铅字熬到凌晨，但她从没放下写作。戈壁的落日、牧场的铃铛，都被她化成文字，寄到《诗刊》。有一次，她的散文《沙枣花香》刊登在《诗刊》上，编辑特意加了评语：“如胡杨般坚韧，似绿洲般柔情。”易中天看到这篇，忍不住在课堂上读给学生听，学生们瞪大眼睛，问：“老师，这真是写咱们新疆的吗？” 动荡的1976年，易中天和李华的文学梦却像沙枣花一样，顶着风沙悄悄绽放。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用粉笔和铅笔，书写着对边疆的热爱。易中天常说：“戈壁滩冷，但人心热，文学就是那把火。”李华则在笔记本里写：“风沙吹不散的，是我们对这片土地的根。” 1978年，春天来得比往年早。乌鲁木齐的沙枣花开得铺天盖地，香气钻进八钢子弟学校的教室。易中天正在讲《白杨礼赞》，嗓子喊得沙哑，学生们却听得入神。课间，一个邮差推门进来，递给他一封信。信封上，武汉大学的校徽鲜红如印。易中天拆开信，手微微发抖——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历史系，1978年秋季入学。 那一刻，教室里静得能听见风声。学生们围上来，嚷着：“老师，你要去武汉啦？”易中天笑着点头，眼眶却有点湿。他想起这些年在新疆的日子，从牧场的铁皮奶桶到讲台上的粉笔灰，从戈壁的风沙到课堂的笑声，每一步都像胡杨扎根，艰难却坚定。他在黑板上写下“奋斗”二字，对学生说：“不管去哪儿，都要像胡杨一样，站直了，别趴下。” 离开前，易中天和李华在新华南路的职工食堂喝了最后一杯茶。搪瓷缸上“劳动光荣”的字样已经磨得模糊，茶水却烫得让人清醒。李华递给他一本《新疆文艺》，里面夹着她最新的散文《绿洲隐喻》。她笑着说：“易老师，到了武汉，别忘了戈壁的沙枣花。”易中天点头，接过杂志，手指摩挲着泛黄的书页，像在触摸这段青春的温度。 1978年6月，乌鲁木齐火车站的月台上，易中天背着行囊，挥手告别。汽笛长鸣，沙枣花的香气随风飘散，像是为他送行，也为一个时代画下句点。多年后，易中天在武大讲台上谈起新疆岁月，总会提到那片戈壁滩，提到李华的散文，提到那些在风沙中挺立的青春。他说：“新疆教我的，是怎么在荒凉里开出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