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来到沈阳机床电器厂视察，全厂工人都低头不语，只有一位年轻女性大声喊道：“毛主席好！” 说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工厂生活，许多人都有印象：铃声一响，几百号人安静地干着自己的活儿，机械的撞击声混杂着铁锈和油渍的味道，谁也不会随便多说一句话。那一年，沈阳的冬天比往年更冷一点，车间的玻璃上常年结着一层霜。苏玉春就是在这样的车间里，日复一日地忙碌。 在工厂里，她不过是千万普通工人中的一个：穿着蓝布工装，袖口已经发白，手上常年留着洗不净的油印。谁见了她，都只觉得是个朴实肯干的姑娘。要说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恐怕就是那份认真劲儿，干什么活都比别人多想一步，也比别人多付出一点。 1958年2月13日这天，车间一大早气氛就有些不对劲。领导提前布置，说有“重要首长”要来，让大家不能随便抬头，更不能随便搭话。很多人心里犯嘀咕，却没人敢说什么，只是更小心地守着自己的岗位。 苏玉春其实也好奇，但她照例还是把自己的小工具摆好，头埋进工作里。那一阵子，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一想到工厂里大家伙拧成一股绳，她心里也就踏实。 直到上午八点多，外头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一群穿着厚大衣的干部进了门，其中那个最高的，身形有些熟悉。工人们本能地低下头，生怕被点到名。可苏玉春还是忍不住偷偷瞥了一眼，突然一愣：这不就是她从小在画报上见过的毛主席吗？ 说实话，那个年代，大家对“见大领导”这事儿都敬畏得很。谁敢多说一句话，谁敢抬头多看一眼，车间主任站在一旁，神色紧张，工人们埋头苦干，空气里只有机器的轰鸣和呼吸声。 苏玉春回忆，那一瞬间，她的心跳得特别快，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心里冲撞着，让她停不下来。 毛主席从工位前缓缓走过，他的步子不快，眼神温和地扫过每个人。有好几次，他主动问身边的工人一些问题，可没人敢答，大家只是更努力地把头埋得更低，仿佛只要不出声，什么事都和自己无关。 苏玉春的岗位，正好在车间大门的对面，视线和毛主席恰好对上了。她的手不自觉地停了一下，呼吸也乱了。那一刻，她忽然觉得自己如果不说点什么，这一生都可能会后悔。 “毛主席好！” 没人知道她哪来的胆量，也没人想到，在所有人都沉默的时候，会有这么一声问候打破平静。整个车间一下子安静得连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她自己也是吓了一跳，声音一出口，心头一紧，甚至有点想转身就跑。 车间主任回头瞪了她一眼，嘴里低声喊了句：“小苏，坐下！” 毛主席却停住了脚步，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看着苏玉春，语气温和地问她：“你是做什么工种的？”那湖南口音在嘈杂的车间里听起来特别亲切。 苏玉春愣了一下，憋红了脸，结结巴巴地回答：“我是在给铆工配料。”手上还沾着机油，本想擦一擦，结果反而弄得更脏。 毛主席没有在意这些，继续问她：“这里工作累不累？车间热不热？”苏玉春一边摇头，一边笑着回答：“还好，热了就开窗，大家都挺习惯的。” 身边的摄影师捕捉下了这一瞬间：一位女工坐在工位上，笑容质朴，手上油渍未干，毛主席站在她身边，微笑着俯身聆听。那张黑白照片，从此成为了她和工厂最珍贵的记忆。 毛主席离开以后，车间气氛立刻松弛下来，工人们小声议论着：“小苏你胆子可真大！”有人羡慕，也有人后怕。可在苏玉春心里，这一刻的温暖，远远盖过了刚才的紧张。 下班回到家，她特地撕下了当天的日历纸，郑重其事地写上：“今天我见到了毛主席。”那一页纸，后来被她一直珍藏在桌上的玻璃板下面，成为她一辈子的念想。 1970年，国家号召“三线建设”，需要大批技术工人和干部前往内陆支援。工厂里不少人都犹豫着是否要离开沈阳这个熟悉的城市。消息刚一传来，苏玉春没有多想，第一个报名。她还动员丈夫跟她一起去，说：“国家有难处，我们得带头去。” 有人不理解，觉得她傻，放着城市的安稳日子不过，非要带着一大家子孩子跑到条件艰苦的地方。可她心里明白，1958年那天和毛主席的那次对视与问候，早已在心里种下了责任的种子。“那是毛主席亲自问候过的工人，不能掉链子。”她经常这样安慰自己。 到了甘肃天水以后，日子确实很不容易。一家人挤在简陋的工棚里，吃的用的都不宽裕，冬天里有时被冻得直打哆嗦。可只要一想到那张黑白照片、想到当年毛主席的微笑，苏玉春就觉得心里有股劲儿，怎么都压不住。工厂刚建的时候，条件艰苦到有时连饭都吃不饱，可她还是坚持上班，带着孩子们熬过了最难的那几年。 这些年，她从来没有因为那次合影、那次握手，去和组织提过什么特殊要求。干什么活都兢兢业业，哪怕只是仓库保管员，也坚持“三班倒”守着岗位。她常说，自己只是个普通工人，能见过一次毛主席，是一辈子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