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李志强（彭德怀老战友陈毅安烈士的遗孀）的回忆，1960年7月的一天，李志强一家四人前往北京西郊吴家花园看望彭德怀。那天晚上，彭德怀亲自把李志强一家人送到了公交车站，之前还从自己种的南瓜里挑选出一个大的送给他们。不久，彭德怀又让人给李志强家送去一筐自己栽种的桃子，还赋诗一首。 北京的夏夜来得慢，西山轮廓还亮着金边，蝉声已经压过远处汽车的喇叭。 吴家花园里，瓜藤一格一格爬满木架，桃枝把篱笆都压弯。 彭德怀握着锄把，在地头直起腰，手背上覆着泥灰。李志强拎着草编手袋走进门，他抬头笑了笑，声音低却爽朗：“走了一路，先喝口水。” 屋里四把竹椅靠墙排开，桌上摆的是刚洗净的黄瓜和西红柿。 彭德怀没寒暄几句，就瞄准院角那只分外圆的南瓜，抱过来递到李志强怀里，嘱咐别觉得重，“自己种的，放心。”随后招呼警卫员把李志强家的地址记下，说几天后桃子正熟，到时整筐送过去。 夜色靠近，梧桐叶在灯下闪光，他把一家人一直送到公车站。 车灯亮起，他挥手，也不多话，直到尾灯拐进拐角才转身。 人情细节往往藏着深意，陈毅安牺牲三十年，战友和遗属依旧用这种朴实方式维系牵挂。 南瓜、桃子，看似寻常，却像两声轻叩，提醒彼此：记忆还在，情义未凉。 彭德怀当时心事堆在胸口，生活只剩耕地读书。 对他来说，关心烈士家属是一份责任，也是一剂安神药。 李志强在小院里喝完一杯淡茶，隐约明白对方想说但没说出口的那层苦涩，便只谈瓜果，只说孩子学习，不去触碰更沉的话题。 视线倒回二十年代。 湘阴县的清晨常有雾气，陈毅安站在渡口背着书包，脸上挂着少年意气。 黄埔毕业后，他一路南征北战，枪林弹雨里写信的习惯却没丢。李志强在长沙稻田女子师范读书，性子安静，字却写得有力。两人通信，话头总在国事家事间跳转，上一句还在说部队调动，下一句就问对方有没有按时吃饭。 纸是素色的，墨迹被汗水和雨迹晕开，边角摩得起毛。 陈毅安用轻松口吻说自己“又恋爱了，对象叫列宁主义”，李志强读到这句的时候没红脸，只是把信摊平，压在枕头底下。 信越写越厚，战事越拖越长。 李志强时常梦见爆炸声，在窗前坐到天亮。 她不止一次劝丈夫留下教书，他回信说：“若人人都躲进安稳，老百姓就再见不到天光。”爱情被搁在信仰之后，但并未被削弱，反倒像被火淬过的铁，更硬挺，也更烫手。 长沙战役爆发那年，他年仅二十五岁。 子弹破空，火焰卷过城墙。 陈毅安掩护部队转移，倒在街口，随身唯有一张与妻子的合影。 时间掏空了嘈杂，只留下日头毒辣，战友把遗体草草安埋，约定替他送出最后一封信。 几个月后，北平的邮差敲响一扇旧木门，奉上上海寄来却空白的信笺。 李志强拆开瞬间愣住，指尖发冷，泪止不住掉，却一个字也看不见。 多年暗号就此应验：无字，便是诀别。 孩子没断奶，母亲卧病在床，李志强却顾不上悲恸。她进了长途电话局，日日守着杂音和电码，把为数不多的工资分三份：家用、母亲的膏药、孩子的奶粉。 夜深灯暗，她拿出家书，一页页抚平褶皱，轻声念丈夫的字迹，仿佛对方仍坐在对面听。 战争再起，她写信去延安，想求个准话。 二十天后，彭德怀回信，确认噩耗，也把战友功绩浓缩成短短几行。 字沉稳，语气克制，却压得人透不过气。 信纸落在桌上许久，她才把它折好，放进与无字信同一个木匣，那只匣子，从此锁着半生眼泪。 新中国成立，烈士名册公布，陈毅安的名字排在第九位。 那年春天，桃树正开。 李志强看着毛主席亲批的文件，没有大声哭，只把文件压在木匣上。 彭德怀随后题词八字，墨色深重，她轻轻抚过笔画，嘴角动了动，像是笑，又像是叹。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搬到西山，院子不大，他硬是开出几垄菜地，黄瓜顺架往上走，南瓜绊着脚踝乱爬。 外面风声紧，他不愿多讲，早晨浇水，午后读书，傍晚数星。 李志强知道他爱清静，隔三岔五寄些旧报纸、家乡腊肉，不写长信，只附几句平安。 西山的夜色厚重，他拆开包裹，笑骂“寄太多”，可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 送桃那年，蝉鸣正盛，彭德怀挑了最甜的一筐，托警卫送到李志强家。 篮底压着两行小字：旧人何处慰平生，故物随风寄寸心。 李志强把字条叠好，随手埋了几粒桃核在院角。 四季轮替，新枝抽条，花开一树，淡粉颜色像老照片里的少女脸庞。 光阴向前推。李志强在岗位上勤勤恳恳，儿子陈晃明成了工程师，家里摆着父亲遗像，墙角放着南瓜藤和桃树苗，每到假日都有人来坐一会儿，说些家常，再看一眼木匣。李志强年老时常回想：若那封无字信里真能显出字，会写些什么？想来想去，还是觉得空白最好，那是最干脆的诀别，也是最厚重的承诺。 一九八三年，她病危。 山里的风吹进病房，竹影摇动，她只提出一个愿望：骨灰要回井冈山，和丈夫作伴。 墓前的石台摆着南瓜、桃花，草木不语，鸟声轻啭。山风吹过，两张旧影像在碑前并排立着，岁月仿佛刹那合拢。 几个月后，陈晃明整理遗物，把全部家书、名片和无字信捐给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