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苏联曾生产了50台三进制电脑，理论上来说，三进制更接近人类大脑的思维方式，但结果却输给了美国的二进制电脑，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那个被热望与钢铁浇铸出的1950年代，苏联正全力推进工业化的极限边界，计算机，也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口中的“电子脑”，成了各国竞争的焦点。 在莫斯科大学的一个实验室里，一群年轻的工程师和数学家正默默地推动一项没人看好的构想，他们要造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二进制计算机，而是一种听上去颇为离经叛道的三进制机器。 1956年，项目被命名为“Сетунь”，灵感来自莫斯科河边一条安静的小河，似乎也寓意着这台机器注定会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那时候大多数国家都已经选定了二进制作为底层逻辑架构，零和一，关与开，是与否，清清楚楚，干净利落。 苏联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因为有人相信：人脑的思考不是二元的。 问题摆在面前时，谁不是一边想“有可能”，一边又想“也许不是”？总有那么一个模糊地带，不确定、不明确、也不愿轻易下结论。 而三进制，正是为这种“说不清楚”的思维方式准备的工具，它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在黑白之间保留了一块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用数字表示就是：-1，0，1。假、未定、真。很像大脑，不是吗？ 这些年轻人当时几乎没什么工业背景，全靠对逻辑的直觉和一腔热血，一头扎进了这种非主流的路径。 没人告诉他们怎么去构建三态电路，他们就自己琢磨，他们知道电压是有三种状态的，负电压、零电压、正电压，这不就天然构成三种信号了吗？ 于是电路设计里不再是传统的开与关，而是高、中、低三种电平。 他们还找来了铁氧体磁芯和半导体二极管，把这些在别的工厂里被看作过时的元件，拼成了自己理想中的机器。 1958年，第一台“Сетунь”样机点亮了灯，在那台外表毫不起眼的计算机背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世界主流的逻辑体系。 这台机器不光能跑程序，还能稳定运行，几乎不用太多调试，故障率低得让人惊讶，而且它编程非常简单，不需要复杂的汇编语言，哪怕是高校里的普通教师，也能很快上手。 当时苏联的许多大学和科研单位都抢着要用，连东欧一些国家都试探着提出合作生产的请求，捷克斯洛伐克那边甚至打算开一条专门的生产线。 但三进制的命运，早就注定不会顺畅，在技术之外，它还要面对更难缠的对手——苏联的计划体制。 在那个高度集中管理的社会里，任何一个技术项目的命运，都必须服从国家五年计划的安排，这就意味着，哪怕“Сетунь”技术上再成功，只要不在表格上有个格子，它就不能拿到原材料，不能申请产线，甚至连工程师的编制都不能算数。 对官僚系统来说，它不是一个项目，而是个“错误方向”，所以哪怕各地对“Сетунь”的反馈都极其积极，它也没能进入国家级的正式推广。 年产量始终卡在十来台，靠莫斯科大学自己东拼西凑地制造，需求如雪片飞来，可没人批资源。 更滑稽的是，它的竞争对手——一款价格高出2.5倍的二进制计算机，反而顺利进入工业生产序列，被冠以“先进适配国家任务”的头衔。 这场博弈根本不是技术上的输赢，而是“路线之争”中一边压倒另一边的僵局。 在一个讲究效率、速度、产值挂帅的体系中，三进制太过慢热、太不稳定、太不听话，它无法被轻易纳入规范，也不利于标准化扩展，它是一个属于未来的答案，却被困在了当下的制度问卷里。 1965年，三进制的故事基本画上句号，苏联政府下令停产“Сетунь”，即便还有很多学校和工厂还在等它。 那群搞三进制的工程师并没有立刻散伙，反而在1970年又鼓捣出一台更先进的版本——“Сетунь 70”，他们引入了新概念，叫“tryte”，也就是三进制的“字节”，每个由6个三进制位组成。 那时的技术已足够支撑更复杂的运算体系，他们甚至试图重新定义“计算机语言”这件事，把三进制逻辑深度嵌入程序指令之中，理论上，这是一台比早期所有苏联计算机都要强悍的机器。 但没人买账，国家层面已经彻底锁死了技术发展方向，只认二进制，三进制在这种环境下，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 预算卡住了，零件供应断了，相关研发被转为“清理阶段”，最后连那群曾经熬夜造机的年轻人也被调去了别的单位，有的进了军工，有的改行去教书，再没人谈起那台河边小机器的故事。 很多年后，当人工智能和模糊计算成为热词，三值逻辑又重新被提起，学术界开始反思，人脑真的适合用0和1来模拟吗？也许那台“Сетунь”，从一开始就走在了更接近自然思维的方向上，只可惜它太早问世，问世在了一个容不下“非标答案”的社会机制中。 在现代数字文明的语境下，技术的成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本身的逻辑美感或效率潜力，它更像一个社会生物，要在体制、资源、标准、教育乃至国际趋势之间寻求栖身之所，三进制没有输，它只是没等到属于它的时代。 而苏联，也因为这个系统性错失，失去了在AI早期逻辑层建立独立标准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