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28日，朝鲜华川391高地，硝烟弥漫，炮火轰鸣。志愿军通信员潘正光拖着受伤的身躯，趴在半塌的猫耳洞里，紧握着一挺缴获的美制M1919机枪。 耳边是敌军M1步枪“乓乓”的射击声，眼前是灰黄色的烟雾，能见度不到10米。他咬紧牙关，掌心被烫红的枪管灼出水泡，却不敢松手——因为他知道，自己身后就是祖国，绝不能退！ 那一刻，潘正光孤身一人，面对的是美军一个连200多人的扇形包围。他背上那个橄榄绿色的木箱，已经被敌人误认为是炸药箱，成了他唯一的“武器”。 可这箱子里装的，真的是炸药吗？答案揭晓时，连敌人都傻了眼。 1951年初，潘正光还是沈阳兵站里一个普通的志愿军新兵。身材瘦小，皮肤黝黑，乍一看并不起眼，但他在通信班受训时却格外认真。 三个月的训练，他不仅学会了架设电话线，还掌握了几句简单的英语喊话，比如“More shells coming!”（更多炮弹来了！）。 教官拍着他的肩膀说：“小潘，战场上不光靠枪，脑子也得活。”他咧嘴一笑，点点头，却没想到这句话会成为他日后保命的法宝。 5月，潘正光随志愿军第39军116师347团开赴朝鲜华川前线。那时的391高地，是敌我双方争夺的咽喉要地。 美军为了突破防线，几乎每天都要用105mm榴弹炮狂轰滥炸半个小时，阵地被炸得焦土三尺，断树残枝形如鬼爪。 潘正光所在的通信班，负责保障连队与指挥部的联络，可战友们却一个个倒下。5月28日中午，通信班全员阵亡，只剩他一人坚守。 那天，气温高达42℃，地表滚烫，空气中弥漫着枯叶烧焦的糊味。潘正光左肩中弹，鲜血染红了绷带，右耳鼓膜被炮火震破，耳朵里嗡嗡作响。 他拖着伤体，背上那个40厘米长的绿色木箱，成了敌人眼中的“定时炸弹”。其实，箱子里不过是电话线和备用电池，可他灵机一动，决定用这个“空箱”吓唬敌人。 下午2点20分，美军第一步兵连200多人从三面逼近，喊杀声震天。潘正光咬牙爬出猫耳洞，猛地掷出那个木箱，箱子“咚”地一声滚下坡，扬起一阵尘土。他扯着嗓子用英语大喊：“More shells coming!”声音沙哑却铿锵。 果不其然，敌军机枪手慌了神，以为这是志愿军的诡雷陷阱，集中火力对着木箱狂扫，耗费了500多发子弹，愣是没敢靠近。 这一招，拖延了足足15分钟。潘正光趁机翻滚换位，躲在工事后用M1919机枪点射反击。他严格控制射击时间，每次不超过3秒，防止敌人锁定位置。 每打光一个250发的弹链，他就迅速挪动，泥土和血水混在一起，糊满全身。敌军连长发现被骗后，气急败坏，组织三路强攻，炮火再次覆盖高地。 105mm榴弹炮的轰鸣震得山摇地动，潘正光被炸得头晕脑胀，身上又添了7处弹片伤，可他硬是没退一步。 “不能退！退了，阵地就丢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咬着牙继续射击。枪托上，他用小刀刻下7道划痕，每一道代表一个击毙的敌人。 战后统计，这场阻击战，他一人歼敌163人，其中包括美军E连副连长James Weller中尉。整整2小时18分钟，他用血肉之躯守住了391高地，直到傍晚5点，347团二营主力赶到增援。 战斗结束后，潘正光被战友从阵地上抬下，全身血肉模糊，脑震荡加上失血过多，差点没挺过去。在沈阳陆军医院，他接受了2800cc的输血，苏制急救包里的吗啡针剂让他暂时缓解了剧痛。 医生说，他能活下来是个奇迹。1951年6月，他被授予“特等功臣”称号，立功证明书上写着：“歼敌超150人，守备阵地无失地，堪称志愿军楷模。” 可英雄的背后，是永远的伤痕。左肩的贯穿伤让他抬手都困难，右耳的听力再也没恢复。 战后，他很少提起那场战斗，只是偶尔对家人说：“那时候没想太多，就想着不能让敌人过去。活着回来，是运气。”他的战友李茂林回忆：“潘正光那个人，平时不爱说话，可关键时候比谁都硬气。那木箱，真成了他的‘秘密武器’。” 391高地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潘正光的故事却像一团烈火，燃烧在每一个听闻者的心中。 他用一个空箱吓退百敌，用一挺机枪血战到底，诠释了志愿军“钢少气多”的精神。战后，那挺M1919机枪被送往纪念馆保存，枪托上的7道划痕，仿佛在诉说着那场惊心动魄的阻击战。 参考来源：潘正光.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