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要给彭德怀做太师椅，到底犯了什么错误？20年之后才平反 “1959年8月11日，北京西山，一句低声的抱怨传进耳朵——‘让我揭发彭老总？我说不出口。’”说话的人是吴信泉，时年四十八岁，肩扛中将军衔，个子不高，脾气倔强。 吴信泉是湖南平江人。少年时代就跟着彭德怀在平江起义里打硬仗，后来进入红三军团。长征到达陕北时，他还只是个营长，但因为敢冲锋、爱琢磨，被老战士戏称“拼命三郎”。抗战爆发后，他调到黄克诚手下，辗转华北、苏北，最后一同挺进东北。辽沈战役里，第39军强渡大凌河，东北野战军授予他“促成锦州胜利”嘉奖。 1950年10月，第39军成为第一批跨过鸭绿江的部队。临行前，他拍着胸口嚷道：“不只摸老虎屁股，还要把皮扒下来，给彭老总做太师椅！”一句大话在前线官兵里炸开锅，却精准地刻下了他敢说敢干的性格。拿下三所里高地后，他圆了“摸屁股”的夙愿，也伤透了美军的面子。1955年授衔，吴信泉顺理成章地戴上了中将肩章。 1957年，他被调入高等军事学院深造，按说是歇口气的机会。偏偏一年后学院组织“大跃进”参观团，他在河北看密植小麦，皱着眉头问随行干部：“这么挤，风都进不去，庄稼能活？”随口又补了一句，“真要照顾它，还得电扇加灯光，这不是折腾吗？”这话惹得负责人脸色铁青。当时没追究，可不喜欢的印象已经留档。 转折点出现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结束不久，学院接到军委扩大会议通知：列席人员中必有吴信泉。原因很直接——他是彭德怀、黄克诚的老部下，圈里人觉得他“材料多”。会场内外气氛紧张，诸多发言上纲上线。吴信泉听得脸发热，却始终沉默。有人悄悄劝他：“随大流几句，省事。”他只是摇头。 军事学院批判会接踵而至。按照程序，人人要发言，他再逃不过。轮到他时，他只说：“彭总在军事上有过失误，但我没看见他反党。”不足两百字，便合上纸。会后，一位同班少将拍桌子斥责：“你这是对抗组织。”吴信泉回了一句：“我说不出别的话。”语气平静，态度却倔得很。 1960年1月25日，学院政治部向总政治部递交报告，给他扣了“右倾机会主义性质错误”的帽子。处理意见相对含蓄，保留职务，不处分。原因也简单：炮兵系统正缺熟手，吴信泉的业务摆在那里。8月，他被任命为炮兵副司令员。职位在，可帽子也在。 1966年风浪一起，“右倾”三字被无限放大。有人翻出他当年“太师椅”的豪言，说这人骨子里崇拜个人，岛津且反党。批斗会上他被剃阴阳头，脖子挂木牌，胳膊被反拧得青紫。管教对他喊：“认不认错？”他咬着牙道：“错在我说真话，多余。”白天挨斗，夜里关在一个堆满炮闩的仓库，蚊子乱飞。那段时间，他最常念叨一句：“军人不说假话。”话音低，却不改。 身心折磨外，加上家人被牵连，吴信泉的胃病越发严重。1970年冬，他差点因为穿孔送命。医务室里，他对来探望的老副官一笑：“命硬，还没到头。” 1978年春，黄克诚复出，担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吴信泉得知后写了份陈述，迟迟没递。直到1980年3月，他拄着拐杖上门，向黄克诚汇报。黄克诚问：“老吴，还有气没？”他答：“气在，劲也还在，就是帽子该摘了。”黄克诚点头：“该办的，会办。” 同年11月，中央军委纪委下发文件，认定1960年结论失实，吴信泉的问题予以全部平反。文件送到家时，他刚把茶杯放下，扶着桌子站起，连说三声“好”，眼角却湿了。第二天，老将军到总装备部向年轻军官讲炮兵现代化，仍旧嗓门洪亮，只是不再提“帽子”二字。 1992年2月3日清晨，吴信泉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一岁。整理遗物时，人们在抽屉里发现那份发黄的《黄克诚同志给我的教育》原稿。扉页贴着一条旧胶带，上面写着——“事实不会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