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33 岁女作家丁玲爱上 20 岁的下属陈明。陈明嫌她太老，情急之下娶了一个女演员为妻。不料，婚后不久，陈明突然和妻子提出了离婚。 产房外的走廊飘着消毒水味，陈明攥着拳头站在窗前，听着里面婴儿的啼哭，突然对身边的护士说：“请告诉她，我想离婚。” 护士愣住的瞬间，他想起三天前在西战团的操场，丁玲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正给新兵示范持枪姿势，阳光落在她鬓角的碎发上，像镀了层金。 那一刻他突然明白，这两年对着妻子强装的笑脸，不过是自欺欺人。 1937 年的欢迎大会上，丁玲站在主席台上讲话，声音透过铁皮喇叭传得很远。陈明挤在新兵里，看着这个比自己大 13 岁的女人，军装领口系着风纪扣，眼神亮得像陕北的星空。 “我们是战斗的文艺兵，不是温室里的花。” 她的话砸在陈明心上，让刚从城里来的他红了脸 —— 他原以为革命队伍里的女性都是刻板的，没想到会有这样又飒又柔的人。 丁玲注意到这个个子拔尖的新兵，是在整理档案时。陈明的履历写得简单：“北平学生，擅长吹笛。” 她拿着档案去找他，正撞见他在窑洞外练吹笛，《松花江上》的调子被风吹得七零八落。 “气息不稳，” 她走过去，手指轻轻按在他握笛的手上，“这里该用力。” 指尖相触的瞬间，陈明像被烫到似的缩回手，笛子 “当啷” 掉在地上。 丁玲捡起笛子，吹了段《延安颂》，笛声清亮，惊飞了窑洞顶上的麻雀。 从那天起，丁玲总找理由 “关心下属”。训练结束后，她会递给他一块烤红薯：“城里来的娃，怕是吃不惯杂粮。” 夜里查岗，她会坐在他身边，听他讲北平的胡同，讲他没读完的中学课本。 有次陈明发烧，丁玲守在他床边，用酒精给他擦手心，嘴里絮絮叨叨：“年轻人火力旺，也不能硬扛。” 同屋的战友挤眉弄眼，他却只觉得脸发烫 —— 他知道这关心里藏着别的意思，可 13 岁的差距像道坎，他跨不过去，也不敢跨。 矛盾爆发在那个休假的午后。丁玲拎着水果闯进他的宿舍，二话不说就收拾他乱堆的被褥。“丁主任，您别这样。” 陈明往后退，却被她抓住手腕。 “我喜欢你，陈明。” 她的眼睛离得很近，里面映着他的影子，“年龄不是问题。” 恰好战友推门进来，暧昧地笑了笑又退出去。 陈明像被扒光了衣服扔在广场上，羞耻和慌乱裹着他往外跑，边跑边喊：“我不要！你太老了！” 他很快申请调离，还娶了剧团里那个总对他笑的女演员。婚礼办得仓促，红绸子是用被面改的，丁玲没来，只托人送了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扉页没写字。 陈明摸着书皮，突然想起丁玲说 “写小说要敢掏心窝子”，可他连面对自己的心都不敢。 婚后的日子像杯温吞水，妻子会给他缝补衣服，会做他爱吃的面条，可他总在夜里惊醒，梦见丁玲在主席台上讲话的样子。 转折点是 1940 年的文艺汇演。陈明吹笛时，眼角瞥见台下的丁玲 —— 她瘦了些，穿着和从前一样的军装，正认真地记笔记。 一曲终了，他看见她抬起头，冲他轻轻点了点头。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对妻子发了火，只因她随口说了句 “丁玲那人，怕是嫁不出去了”。 他摔门而出，在月光下走了很久，终于承认：他怕的从不是年龄，是旁人的唾沫星子，是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心。 所以当婴儿的啼哭声刺破产房的寂静，陈明突然异常清醒。他要离婚，不是对不起谁，是不能再对不起自己。 妻子抱着孩子签字时，眼泪掉在纸上：“我早知道，你心里没我。” 他没说话，只觉得喉咙发紧 —— 他知道这场婚姻是场闹剧，始作俑者是他，受伤的却是这个无辜的女人。 再见到丁玲，是在延河边。他搓着手，没头没脑地说：“我离婚了。” 丁玲正在洗菜，水珠顺着她的手腕往下滴，她抬起头，眼里的光和三年前一样亮：“我知道。” 那天他们没多说什么，只是一起把洗好的菜拿回窑洞，丁玲做饭，他烧火，灶膛里的火苗舔着柴禾，噼啪作响。 他们的婚礼比陈明第一次结婚还简单。没有红绸子，没有仪式，丁玲骑着自行车，带着他去登记处。 路上遇到战友，有人喊：“丁主任，这是……” 丁玲笑着回头：“我爱人，陈明。” 陈明坐在后座，搂住她的腰，闻着她军装上的皂角味，突然觉得这 13 岁的差距，不过是数字而已。 后来的日子，他们一起经历了太多。丁玲被批判时，陈明把她的手稿藏在炕洞里，每天夜里拿出来晾晒；下放劳动时，他替她挑重担，说 “你身子弱，我年轻”。 有人背后说 “陈明图丁玲的名气”，他从不辩解，只在丁玲伏案写作时，默默给她端杯热茶。 丁玲的儿子来投奔他们，陈明待他像亲儿子，教他吹笛，带他去河边摸鱼，孩子喊他 “陈叔”，他听着比喊 “爹” 还亲。 1986 年丁玲去世那天，陈明坐在她的书桌前，拿起那本被翻烂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发现扉页空白处，有丁玲用铅笔写的小字：“1937 年秋，见陈明吹笛，甚觉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