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年7月的北魏都城，一辆污秽不堪的木笼囚车中关押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他本是

450年7月的北魏都城，一辆污秽不堪的木笼囚车中关押着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他本是皇帝拓跋焘倚重的 “张良”，此刻却被剥去官服，昔日的宰相威仪荡然无存。押解的士兵一路嬉闹，轮番向囚车中的老人身上撒尿。 这位在七十岁高龄遭受奇耻大辱的老者，正是北魏三朝元老、司徒崔浩。 崔浩出身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 清河崔氏，崔浩的祖父崔潜曾在西晋为官，父亲崔宏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时期的开国功臣，官至天部大人，掌管朝廷礼仪制度。 生于这样的簪缨世家，崔浩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天赋。 在那个纸张稀缺、书籍珍贵的年代，崔浩凭借家族藏书与过目不忘的记忆力，积累了渊博的学识。 北魏道武帝天兴年间，二十岁的崔浩进入仕途，担任著作郎一职。这个负责记录国史、编纂文献的职位，恰好发挥了他博闻强记的特长。但真正让他崭露头角的，是在明元帝拓跋嗣时期。 当时北魏与南朝刘宋在黄河流域展开激烈争夺，崔浩以精准的局势分析多次劝谏皇帝，避免了无谓的军事消耗。 崔浩曾力排众议，劝阻明元帝迁都邺城的计划，指出鲜卑贵族不宜过早脱离草原根基，否则会引发危机。 公元423年，拓跋焘即位，是为北魏太武帝。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皇帝渴望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急需有识之士辅佐。 崔浩凭借深厚的谋略素养，很快成为拓跋焘极为倚重的谋臣。 在拓跋焘平定北方的战争中，崔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公元 426 年，北魏准备讨伐割据关中的赫连夏政权，朝臣大多反对，认为劳师远征风险太大。 崔浩精准分析了赫连夏内部的矛盾，指出其主力分散、防备空虚的弱点，力主出兵。拓跋焘采纳其建议，亲率大军突袭夏都统万城，果然大获全胜。 公元429年，北魏与北方强敌柔然的决战前夕，又是崔浩驳斥了鲜卑贵族的畏战情绪，详细阐述柔然的作战特点与应对之策，坚定了拓跋焘北伐的决心。 最终北魏军队大破柔然，俘获人畜数百万，解除了北方边境的威胁。 除了军事谋略，崔浩在政治改革上也颇有建树。拓跋焘对他的信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甚至允许他出入宫廷禁地，参与最高决策。 崔浩的权势与士大夫的身份，始终让鲜卑贵族对他心存忌惮。随着地位日益巩固，崔浩开始着手一项他认为意义重大的文化工程， 编纂北魏国史。他希望通过这部史书，记录北魏从部落联盟到王朝帝国的发展历程。 拓跋焘对此表示支持，下诏命崔浩主持修史，要求 “务从实录”。 崔浩组织了高允等一批文人，开始大规模编纂《国记》。这部史书详细记载了拓跋氏的早期历史，包括其部落时代的习俗、传说以及历代首领的事迹。 按照崔浩的想法，修史应当秉笔直书，即使是皇室不愿提及的往事，也应如实记录。他认为这是 “彰直笔，存真史” 的史学传统，却忽略了鲜卑贵族对自身早期历史的敏感态度。 更致命的是，崔浩做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决定。他在完成《国记》编纂后，认为这部史书应当让世人知晓北魏的 “光荣历史”，于是奏请拓跋焘批准，将《国记》刻在石碑上，立在平城郊外的祭天场所天坛东侧，并修建了石屋保护。 这些石碑上的文字，详细记录了北魏历代帝王的事迹。 石碑树立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鲜卑贵族们看到石碑上记录的先祖往事，尤其是那些涉及部落争斗、婚嫁习俗的内容，认为崔浩是在故意揭露拓跋氏的 “丑事”，羞辱皇室祖先。他们群情激愤，纷纷向拓跋焘告状，指控崔浩 “暴扬国恶”。 拓跋焘起初并未在意，但在鲜卑贵族的持续煽动下，逐渐被激怒。他认为崔浩作为大臣，竟敢公开贬低鲜卑皇室的历史，是对皇权的严重挑战。 暴怒的拓跋焘，下令将崔浩逮捕入狱，同时牵连了崔氏家族以及与崔浩关系密切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汉族世家。 拓跋焘在震怒中下令将这些家族满门抄斩，史称 “国史之狱”。 崔浩被捕后，曾经对他言听计从的拓跋焘拒绝再见他。这位七十岁的老人在狱中或许才真正明白，自己坚持的 “直笔修史” 原则，在鲜卑皇室眼中竟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拓跋焘一生辅佐三位北魏皇帝，为北魏统一北方立下汗马功劳，却其实并没有被拓跋焘当成“自己人”。 在狱中的最后日子里，崔浩承受着身心的双重折磨。他或许会想起年轻时在朝堂上与鲜卑贵族的辩论，想起拓跋焘曾经给予的无上信任，想起自己推动改革的雄心壮志。但现实却是冰冷的，曾经的荣耀都已化为泡影。 450年7月，崔浩被处斩，平城百姓纷纷涌上街头，目睹这位名相的悲惨结局。木笼囚车中的崔浩，在士兵的羞辱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