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昨晚（8月27日晚）报道：“香港19岁男学生因足球赛奏中国国歌期间背对球场，侮辱国歌罪名成立，被判180小时社会服务令。” 去年6月，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在中国香港大球场举行，对阵双方是中国香港队和伊朗队。 比赛开始前，按照惯例会播放双方国家的国歌，就是在这个庄严的环节里，19岁的香港学生刘本晞做出了让人愤慨的举动——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时，他故意转过身背对球场，不仅不起立，还低着头、垂下双手，全程维持着这种轻蔑的姿态； 可轮到播放伊朗国歌时，他却表现得十分正常，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刘本晞的行为很快被现场人员注意到，之后香港警方依据《国歌条例》，以涉嫌侮辱国歌为由将他拘捕。 案件随后被移交至香港东区裁判法院审理，负责审理此案的是裁判官林子康。 经过庭审调查，林子康在7月30日正式裁定刘本晞的“侮辱国歌罪”成立，明确指出他当时的行为就是为了表达不满和不屑，已经贬损了国家尊严，证据确凿，主观恶意非常明显。 案件原定在8月13日（星期三）宣判，可到了宣判当天，裁判官却突然决定押后，把宣判时间推迟到8月27日，理由是需要先索取两份报告——感化报告和社会服务令报告。 裁判官在解释这个决定时提到，刘本晞来自良好稳定的家庭，过往表现被认定为“正面青年”，所以判决时要兼顾两方面：一方面是刑罚需要有的威慑力，另一方面是要给刘本晞“更生”的机会，甚至还初步考虑过对他判处感化令。 这个审理方向，再加上辩方之后提出的理由，更让人觉得难以接受。 辩方在法庭上称，刘本晞虽然读的是政治与行政学专业，但他真正的兴趣在环保领域，言下之意是他的行为和政治无关； 还说刘本晞的父母也不相信儿子会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政治理念。 最离谱的是，辩方居然把刘本晞的行为归咎于情绪问题，说他在事发时刚和初恋恋人分手三个月，当时处于冲动、不理性的状态，所以才做出了这样的事。 除此之外，辩方还建议法庭判处社会服务令，理由是刘本晞重犯的可能性很低，而且“定罪本身就有威慑力”，甚至还说“服务社会就是服务国家”，能弥补他的过错，还预判社会服务令报告会是正面内容。 情绪低落可以找朋友倾诉、可以通过运动疏导，怎么能拿国歌作为发泄的对象？ 国歌是国家的象征，是无数人为之奋斗的精神符号，对国歌的不尊重，就是对国家尊严的践踏，这和专业、兴趣没有任何关系，更不能用“分手”这种私人情绪来当借口。 19岁已经是成年人了，早就该明白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最终，法院对刘本晞判处了18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 其实，这起案件也不是孤例，背后反映出香港司法界还有不少问题没解决。 比如之前的“占中事件”，警方明明抓捕了参与暴乱的分子，可负责审判的法官转头就把人无罪释放了，这明显是英国殖民思想留下的遗毒。 香港已经回归这么多年，司法体系却还没彻底清理掉这些旧东西，这次刘本晞的案子，就是又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除此之外，香港的爱国教育也明显不到位。 如果能从小就让年轻人明白国歌、国旗的意义，让他们从心里认同自己的国家，怎么会出现这种侮辱国歌的事？ 有人说，这次判决是“好的开端”，起码认定了侮辱国歌是犯罪行为。 可光有定罪还不够，惩罚必须和行为的严重性匹配才行。 尊重国歌不是小事，它是对国家忠诚最基本的表现——一个人如果连国歌都不放在眼里，又谈得上什么爱国？ 更别说那些一边享受着国家带来的福利，一边又对国家充满抵触情绪的人，这样的态度本身就站不住脚。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此事有何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讨论，感兴趣的可以点击头像加关注，我将每日更新优质内容，我们下期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