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一人肩挑安徽省委书记、省长双职，后官至副国级，享年101岁 “1980年3月的合肥，你们安徽缺的不是口号，而是明天的粮和种子。”会议室里，张劲夫语速不快，却让在座干部感觉到紧绷的空气。大雪刚化，春耕在即，谁也等不起。 很多人提起张劲夫，总爱从“财经专家”或“科学院后勤部长”说起，忽略了他其实是从硝烟里爬出来的“才子政委”。1914年6月，他出生在肥东一个普通农家，木质的门框常年被风沙磨得发白。乡亲们只记得，这孩子小小年纪背着旧书箱，来回赶二十多里去上学，脚底打了厚茧。 20岁那年，他到南京晓庄学院，遇见陶行知。陶先生拍着他的肩说：“读书是为了改造社会”，这句话像钉子一样钉在他的脑子里。1935年12月，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不到三年，他已是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政委，一支笔，一杆枪，两样都使得行云流水。战友私下给他取了个外号——“会写诗的参谋长”。 抗战结束后，他没留在军队，而是被抽调到财经口。原因很简单：中央缺能看懂账本、又能带队伍的人。1950年前后，他忙着制定全国财政预、决算，白天和各省代表掰手指数粮票，晚上抱着算盘把数字拨得啪啪响，邻屋以为有人练京剧锣鼓。 1958年夏，他刚在北海办完一场预算会，就被告知去中科院“打前站”。科学家们怕外行指挥内行，对新任党组书记多少有抵触。他进门第一句话却是：“各位，我来给大家当勤务兵。”气氛一下松了。接下来，他拉着几百名专家一起编写十二年科技规划，字字推敲，连标点都抠。 中科院三年，他把“尊重”两个字写得透彻。化学所的老院士说：“张书记批文件从不一挥而就，他总会追问‘这数据怎么来的’。”其实他并非求全责备，而是想让科研经费花在刀刃上。倘若材料报销单上多出几支铅笔，他都会打电话确认——既替国家抠，也为实验室省。 1975年，他重回财政部，手里那本黑皮账册卷角磨得像老农的锄把。正当外界以为他会在部里干到退休时，组织突然决定：驰援安徽。“家乡发大水，谁顶得住就去。”此刻他66岁，却没犹豫。 抵达合肥后，第一件事不是开欢迎会，而是乘吉普车往淮河边走。沿途残垣断壁，孩子们赤脚追着车扬起尘土。一位老人攥住他的手臂：“书记，麦子发霉，化肥也没钱买。”他只回了三个字：“我记下。”当晚他给北京挂电话，财政部很快批下三千万元救灾款。数字不算小，可他仍说“只能解一时急，不能当长久药”。 同年夏，他走遍全省二十多个县。每到一地，只提两个要求：不封路、不开小灶。一次在肥东调研，司机刚伸手去开空调，他摇头：“十几公里，忍一忍。”车到县城，他咬下一块西瓜就和乡亲聊庄稼，临走掏出一元二角压在碟子底下——这是西瓜钱，有人想推回来，被他瞪了一眼，只好收下。 他还不忘老规矩：自带毛巾肥皂。定远招待所怕怠慢大领导，特意搬来木盆让他房里洗澡，他却笑道：“抗战那阵子，我都在河里泡，今天下乡也该和大家一样。”当晚他扛着盆走到公共浴室，年轻干部一脸尴尬，他摆摆手：“别客气，热水别浪费。” 1982年春，他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副国级。听证书念完，他仍埋头在文件上划红线。有人问：“张老，升职了，换辆车吧？”他挥手：“这辆吉普没坏。”后来那部北京212开了近二十年，发动机轰鸣声像老朋友的嗓音。 1992年之后，他主动淡出一线。中央请他出任中顾委常务委员，他答应，但要求“少开会，多调研”。每到地方，他仍自行买车票——虽然工作人员早已把专机安排妥当。有人打趣：“您老人家是真把自己当普通党员。”他只笑：“规矩不能光挂嘴边，总得有人做给后辈看。” 2015年7月31日清晨，101岁的张劲夫在京城寓所安静离世。书桌上那本翻旧的《淮河治理资料汇编》仍摊着，页角夹了几张便签，密密麻麻写着数字。有位老同事站在门口嘴唇发颤：“劲夫走了，可他还欠自己一个休息。” 安徽合肥雨后的晚风穿过街巷，吹在当年他走过的淮河大堤。有人低声说：“这河里的水，新中国建国后改过三次名字，可在老书记眼里，它始终叫‘老百姓的命根子’。”话音落下，河面泛起涟漪，像是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