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钱学森在办公室里崩溃大哭，极少有人见过他情绪失控的样子。这位奠定中国航天事业根基的科学家，一生以冷静理性著称。
1968年，一向以冷静著称的钱学森，在办公室里彻底失控，痛哭失声。他的泪水，不只为一个“过命兄弟”的突然离去，更是为一个家庭所展现的两种奉献姿态而震撼。一种是瞬间的、炽烈的，另一种是漫长的、坚韧的。
郭永怀生命最后一刻护住的那个公文包，是他一生信念的最终浓缩。1968年12月5日，这位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在青海的核试验基地发现了一个可能影响氢弹成败的关键数据误差。时间太紧了，他放弃了更稳妥的火车，选择搭乘夜航飞机紧急回北京。
飞机坠毁的火光中，他与警卫员做出了最后的选择。两人紧紧抱在一起，用身体构成了一道防线。当救援人员费力地分开两具烧焦的遗体时，一只完好无损的公文包从他们胸前滑落，里面的绝密研究资料，一个字都没少。
这个选择并非一时冲动。早在1956年，就是他，在收到钱学森那封“快来”的信后，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待遇。从加州理工的挚友，到戈壁滩上一起住土坯房、啃咸菜的战友，他早已把自己的命，和国家的需要绑在了一起。那个公文包的重量，就是他一生承诺的重量。
坠机现场惨烈无比，而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李佩的反应却是一种惊人的沉静。噩耗传来，这位杰出的学者脸色煞白，扶着桌子才站稳。但她没有哭喊，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人呢？资料呢？”
这种冷静，让前来探望的钱学森内心更加刺痛。他看到李佩在整理丈夫的遗物，笔记本上还有没算完的公式，钥匙还挂在腰带上。她的眼泪无声落下，却对钱学森说：“搞科研的人，最忌半途而废。”她把毁灭性的悲痛，迅速转化成了一种接力的责任。
她把丈夫的手稿全部捐给国家，之后在中科院创办了英语班，亲自给年轻的“两弹一星”科学家们上课，只为让他们能更快地看懂国外文献。她还捐出毕生积蓄，设立了“郭永怀奖学金”，用自己的方式，为丈夫未竟的事业，点燃一盏又一盏长明灯。
这对夫妻的个人选择，最终汇入了国家的历史。郭永怀用生命保护的数据，为20天后中国首次热核导弹试验的成功铺平了道路。1999年，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23位元勋中，唯一一位牺牲后被追授的烈士。而李佩，则将这枚沉甸甸的奖章，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8年，两颗小行星被分别命名为“郭永怀星”和“李佩星”。郭永怀的牺牲，是一个炽热决绝的句点；而李佩的坚守，则是一段沉静悠长的省略号。
如今，当我们仰望星空，看到那两颗相伴而行的星星时，我们纪念的，其实是一种精神的两种表达：既有挺身而出的勇气，也有默默坚守的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