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7年3月27日，广州流花桥刑场，一辆载着横幅的卡车缓缓驶来，上面写着“枪决日战犯华南最高指挥官田中久一中将”。 （参考资料：2014-09-03 南方日报——战犯田中久一在广州被枪决 曾拒不认罪（图）） 当抗战胜利的烟火照亮整个广东，民众悬灯结彩，欢喜若狂，一种更冷静、更严厉的声音也在悄然酝酿，在广州市广卫路4号，一个特殊的机构挂上了牌子，它的使命，就是用法律来清算血债。 这个机构叫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从1946年2月15日成立，到1947年12月31日结束，它的存在本身，就标志着对战争罪行的清算，从民族情绪的宣泄，走向了制度化的追责。 这绝不是一个临时搭起来的草台班子，它的班底，是从广东省高等法院、高等检察处和行营三个地方抽调的精兵强将，庭长刘贤年，本来就是广东高等法院的庭长；主任检察官蔡丽金，则是省高等检察处的检察官，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整个法庭的架构，完全参照现代法院，有负责判决的审判庭，搞侦查起诉的检察处，还有管行政记录的书记处，所有成员在任务完成后，都将回归原单位。 这种设计，确保了审判的权威与公正，也让它背靠着一个更大的国家计划——早在1944年，国民政府就在重庆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 法庭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时间，当时广东境内还盘踞着近十万日军，战犯随时可能混在遣返人员里溜走，必须跟时间赛跑。 他们启动了一套双轨并行的办法，一方面，根据国民政府下发的官方战犯名单按图索骥；另一方面，发动民众检举，这个法子很管用，光是各地人民检举揭发的线索，就锁定了超过两百名战犯。 针对最令人发指的日本宪兵，法庭还想出了一个绝招，他们把伍长以上的392名宪兵军官全部集中关押，然后史无前例地公布了这些人的照片和姓名，让广州市民前来指认，这不仅仅是搜集证据，更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正义动员。 事实证明，这套程序化运作效率惊人，到1946年5月，被列为战犯的就超过了800人，法庭工作结束时，累计拘留的战犯总数接近一千人。 在这近千人中，有一个名字分量最重——田中久一，他是侵华日军第23军司令官，香港占领地总督，华南头号战犯，1945年9月16日，在中山纪念堂，正是他脸色沮丧地向中国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鞠躬投降。 对他的审判，是法庭工作的顶峰，庭审现场，检察官蔡丽金历数其部队在广东犯下的屠杀、奸淫、酷刑等滔天罪行，田中久一最初却百般狡辩，说什么武器性能问题、指挥权责不清，甚至抛出“伤亡是战争常态”的谬论。 但法律的链条一旦启动，就无法挣脱，经过长达四个月、十几次的反复庭审，面对堆积如山的证据，田中久一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1946年9月30日，他终于承认，战争是日本政治家的错误决策，他愿意接受审判。 1947年3月27日，是终结的日子，行刑前，田中久一被允许抽烟喝酒，随后，他被押上一辆卡车游街示众，车头挂着白色横幅，昭告其罪行，最终，在流花桥刑场，枪声响起。 这个在中国被枪决的最高军职日本人，他的伏法，不只是一场审判的结束，更是一场向全社会展示的公共仪式，就像市民黄碧珊回忆的，庭审现场总是座无虚席，人们来看的，是正义如何战胜邪恶。 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它有限的存续期里，不仅惩罚了罪犯，更在中国华南地区，为那段屈辱的历史，划上了一个庄严而有尊严的句号。
